文/任思婕
十九岁便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钱钟书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到了二十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三十岁还狂，也还是没出息的。”钱钟书先生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以“狂妄”的天才形象出现的，可近日读了《谈艺录》后，我对这个“狂妄”的天才大为改观，心园更是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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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所撰的一部集中国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籍，也是第一部通过以广采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意的书籍。先生在书中征引包括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等多种内容，在探讨中国传统诗学的同时，还对古诗家作品进行专业细致地评骘，对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这本书显得过于艰涩难懂。这倒不是因为此书遣词造句有多么高深晦涩，而是由于书中涉猎的内容实在太过广泛，让人惊叹知识海洋广阔无垠的同时又会让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无知。全书分为九十一章，重点对唐宋至明清名家的作品进行点评和补注，抛开其时间跨度之大不谈，《谈艺录》中光是评论的对象，就有三十余人之多。试问，不知杜甫，何谈唐诗；不知苏轼，何论宋词？故而，要读懂《谈艺录》需要一定的文化与文学修养，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阅读《谈艺录》也会有不同的收获。所以在我看来，读《谈艺录》是件十分费脑的事。
这本书的难懂还在于它是钱钟书先生灌注了自身认真执着的探究拷问精神而成的作品。前文写到钱钟书是一个天才，可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他更多的是一个做学问一丝不苟的学者形象。先生在书中序言写道：“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人事丛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谈艺录》的创作开始于1938年，那时候的钱钟书先生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身为青年才俊的他未来一切似乎都会很顺利。然而，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仅国际局势紧张，国内民族危机也十分严重，先生被困上海，在外人看来，他满腹才华却又无法施展，何其可悲！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年代，钱钟书却能静下心来努力沉淀自己，潜心于学问，在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任教期间完成了《谈艺录》的写作。古今中外的天才大多都是有傲气的，其实钱钟书先生也不例外，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记忆力绝佳，过目不忘，上课从不作笔记，更不要说什么写课外读书笔记了。可就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却能秉持着万分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多次对《谈艺录》进行补注、修订，在第二章中，他甚至用了整整六十页的篇幅，对《山谷内外集》的解释所存在的瑕疵逐一进行修补、考证。他从不盲目遵循前人的学术经验，对既定事实也不会盲目认可。在探究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可疑之处，他不仅会举诸多例子来考证，还会对其余错误的观点及时予以修正——如此用以论证而旁征的例证，竟然达到几百例之多，令人惊叹。钱钟书先生在评论探讨黄庭坚时，通过纠正任渊注的疏失与不足，找出黄庭坚诗用词的来历，进而探索他的诗句中所表达的情意，并且结合他所表达的情意和用词造句来探索他的表达方法，尽最大的努力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黄庭坚。钱钟书先生著书立说对资料信息的考证之严谨，着实令我敬佩，也不禁让我想到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有些事情的发生却实在令人寒心。2022年3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MU5735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沉睡，然而，部分无良媒体却用如此悲痛之事搏眼球、争流量，给遇难者家属带来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微博热搜也好，网络新闻也罢，新闻媒体如此“跌宕起伏”，是让我极度愤怒的。现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信息流传之快非常人所能想象，那么为了博取新闻热度抢占所谓先机，无良新闻媒体便可不根据事实随意发布新闻吗？这样的新闻，又怎能称之为新闻，完全与新闻之初衷背道而驰！故而，笔者认为所有文学工作者在撰稿之前，都应该清楚明白自己手中的笔是比刀剑还要锋利的利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无辜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然而，网络主导者在哗众取宠、玩弄文字游戏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网民们面对未知真假的信息，更是不经思考，听风就是雨，加速了“无良”的发酵，更是令人寒心。“写者有意，观者有心”，如此对现实进行践踏已非荒唐二字可以形容，简直令人发指！
同样荒唐的，还有现代快餐式流行文学。与钱钟书先生严谨的著作态度相比，现代社会快餐式的流行文学更像是一个可悲的笑话。在如今的时代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不读网络言情小说。曾经，我也酷爱言情小说，不为别的，只因为它读来不费力、不费神。可是，此类小说读得越多，我就越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挥霍生命。快餐式的流行文学，可能能够给予读者一时的的快感与满足，却绝对无法达到充实生活，提升精神、思想境界的效果。抛开部分作品错别字百出的现象不谈，一部充斥着色情、暴力的只追求满足低俗趣味的作品还有资格被称为文学作品吗？“霸道总裁”“玛丽苏”文学的走红也印证了这个道理。快餐式流行文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正所谓哪里有需求，哪里有就有市场。当今社会，此类文学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作为最重要的受体的读者们在阅读此类书籍时，明知情节的不合理性与反现实性，却仍然保持着近乎狂热的兴趣。然而，当事后真正询问他们通过阅读收获了什么，他们却是一头雾水的——这不能不让人对文学感到迷茫与难过——现代人并非没有文学创作的才能，而是缺少了严谨的创作态度，缺少了对文学作品较真的那股劲儿，在这样的心态下诞生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流传千古的。谈到这儿，我不禁思考，文学到底因什么而存在？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究竟是应该为了抒发心中的真实所感不惜得罪读者，还是应该迎合读者口味而欺骗自己？
其实钱钟书先生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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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严谨的学术态度与认真执着的探究拷问精神值得每一个文学工作者学习。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不断充实提高自身、坚定自身，不被世俗洪流所淹没。《谈艺录》能在抗战结束后一经出版就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不仅在于该书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更在于书中所提出的多个具有新意的、不盲从前人的独特观点。例如，在阅读《谈艺录》之前，我一直以为唐诗便是唐朝的诗，宋诗便是宋朝的诗，以时代划分诗歌仿佛天经地义，可是钱钟书先生认为所谓的唐诗宋诗之差别是“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这个差别是相对于诗体风格而言，“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据此看来，“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先生关于诗与文的比喻更是独到精炼：他认为“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饱，酒令人醉”；苏轼与黄庭坚同为北宋著名词人，最大的不同便是“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东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黄庭坚缩头拗颈，欲出不出，有许多作态；谈到“剽窃”，先生认为必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不可将所有袭前人之作之作品一概而论为“剽窃”……越是细细阅读、思考先生所提出的每一个观点，越是让人对先生的才华感到无比钦佩。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工作、学习亦或是生活，一个人能够保持自身思想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十分重要，尤其对文学工作者而言。一个人若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便会如死水一般，非到他人踏上两脚的时候绝不会掀起什么波澜。前人留给我们的正确的思想方法、思想意识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人本身。封建社会时期，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到了现代社会，这样的规矩就是无知、落后与迂腐。时光彷佛亘古不变，可我们不能忘了，它也在流逝，它也在改变，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在当下看起来毫无破绽、近乎完美的理论在千年后会不会因其隐藏的荒谬性而被推翻、被否定。我们对任何外来输入的文化知识，时刻都要保持严肃警醒的态度，坚持独立思考，以客观的心态加以认识了解，经过多方求证才能论说一二，万不可听风便是雨，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将再也没有伽利略发现有关铁球下落的秘密。然而我们也应该明白，这只是一个十分基础的知识积累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十分佩服钱钟书先生的原因。钱钟书先生不仅拥有此般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还能将所闻所学动态转化为自身所需要的知识，丰富他自身的知识库，从而得出有关相关学术方面的新的独特的见解与理论。我在大学里学文学史一直都是有些痛苦的，因为教学的进度实在太快，也因为自身疏懒的缘故，往往一篇散文或是小说，我连读都还没读过，有关其主题、手法、特征、人物形象等问题的总结性言论就劈头盖脸地向我砸了过来，完全破坏了我进行独立赏析与思考的过程，过后带着专家学者的总结性言论再回头细读文学作品，我总觉得被人牵着鼻子走，这种感觉很不好受。其实，我并不希望我从出生开始就有人告诉我太阳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毕竟我没测量过，也没有人测量过，自然无人可斩钉截铁地让他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日月天生就是圆的。读书也一样，由此戏谈，我倒是更希望自己终有一日能够有辩证思考《谈艺录》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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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钱钟书先生有关“文如其人”的论述。“文如其人”一词出自苏轼之《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意思是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文如其人的论调，从古至今被许多人认同并大家提倡，许多文学创作者更是将它视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但是，钱钟书先生对这一观点并不是十分认同。虽然他赞同文如其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章并不一定能够真实体现和反映作者的品行。吴处厚曾言：“文章纯古，不害为邪。文章艳丽，不害为正”文未必如其人，先生认为“心声心画，本为成事之说，实是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作质朴文章者可能为人邪恶，作艳丽文章者也未必不是正人君子，毕竟大奸大恶的人也能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章。相反，若真是文如其人，若海子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若顾城真的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又怎会有后面自杀的悲剧发生呢？文学最可悲的就是作者的文字可以温暖众生，却无法将他自己从深渊中解脱出来。如今的人们早已对作品和作者的评判产生了混淆，甚至在做人与作文的标准上也产生了混淆。如果照着文如其人的说法，那么施耐庵一定是个绿林大盗，吴承恩不是神仙就是妖怪，汪精卫因“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断不会是遭历史和人民唾骂的汉奸了……事实亦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做到文如其人的人是很少的。郭沫若先生于《革命春秋·创造十年续篇》中写道：“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因此，通过文章思想与风格判断作者品行这样的做法是十分肤浅且错误的，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能只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或者作者所说的话就轻易下判断断定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钱钟书先生据此提到了《吕氏春秋》中“六戚四隐”“八观六验”的观人之法。这方法就是，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先要看他和父母兄弟妻子如何相处，看他通达、高贵、富有、穷困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看他爱好什么、是否言行一致，看他喜、怒、哀、乐、恐惧、痛苦时是否还能坚守自己的志向……只有明白了解了这些，才能算是真正透彻地了解了一个人，而非简单地从对方的文字和言辞上判断这个人的为人善恶，德行善美。毕竟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源于生活的基础上又高于生活，它的创作产生带着作者强烈的目的，或多或少掺杂了作者自身主观或非主观、客观或非客观的想象，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所以，我们要于文本之外寻找真相，判断作品与作者之间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找出隐藏于文字中的东西。
短短千字不足以写完《谈艺录》给予人的启示与馈赠，钱钟书先生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使他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更体现了他独有的魅力。在未来的日子里，再多读几遍《谈艺录》对我而言也是远远不够的。
编辑 顾芸萍
审核 王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