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雯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同样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幸和悲伤。电影《悲情城市》以二战日本投降、二二八事件为背景，铺陈当时的台湾社会氛围以及价值观。如它的名字一样，影片展现的便是一个家族、一代人甚至说是一个时代的悲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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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伤从何说起呢？大概是在林家老三从南洋回到家乡却发了疯的时候，在那个聋哑的爱国青年林文清坐火车时被误以为是外省人而受欺凌的时候，在大哥林文雄被上海佬一枪毙命的时候，在林文清最终还是没逃过被抓走的命运的时候……看完整部电影，我意犹未尽，文清被抓走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还有机会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团聚吗？他会不会是另一个林家老三呢？故事的最后，我们有许多悬念未解。你永远不知道悲剧之后会发生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依旧会是悲剧，悲伤的故事没有尽头。悲伤不断上演，而电影展现悲伤的方式却是极为平淡的，它以林家为中心叙述整个家族的故事，将人伦亲情和少男少女细腻纯真的感情一一展现在观众眼前，充满烟火气的台湾方言和小人物的真性情更是为作品增添了温情。此外，在展现众人搓麻将、谈国事家事的情境时，影片使用的是长镜头，机位始终不变，这实际上是导演自觉地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审视历史、审视时代，让观众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的不同面，自主地思考那个时代的普遍困境。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清政府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有问过台湾人愿不愿意吗？”看似漫不经心的发问实际上是那时候的台湾人心中最真实的感受，我们作为后来者，在未知全貌的情况下，不应该无端地将罪过归咎于任何一方，而是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同理心，给予历史和不幸的人们以平等的尊重。电影平淡地叙述悲伤，我们却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去感受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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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座悲情城市背后潜藏的东西——特殊时代的那一代台湾人永恒的追寻。这种追寻是对自己身份的追寻，影片中林文清又聋又哑的人物设定实际上象征着台湾同胞普遍的困境，他虽然又聋又哑，但他却是家里最有思想的爱国青年，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个最无力的小人物，甚至在被问到自己身份时都无法回答。这正如台湾同胞一样，在内心深处渴望祖国的庇护，却无力反抗外省人的欺压，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苦苦追寻着自己的“根”，林文雄明知惹不起上海佬却还是对黑暗势力奋起反抗，吴宽容进入深山成立新政府，林文清毅然走上对抗的道路……“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这是他们对祖国最深情的呐喊，也代表了台湾民众对时代最真切的呼唤。就算进步力量终究太过渺小，在外省权贵和本省土豪的联合绞杀下，台湾的平民根本没有办法反抗，也无力反抗，悲剧不可避免。可他们对自我、对祖国永恒的追寻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感染和触动着屏幕后的我们。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应该记住他们，记住那些逝去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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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我仿佛已经身处那个充满悲情的城市，我回望，我铭记，我追寻着。

编辑 邓雯娅

审核 游炜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