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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尧臣河豚诗中的新变及意义
2021-11-30 16:28 陆丽媚 

文/陆丽媚


  北宋诗人并非是将食物题材引进诗歌中的先导,最早在诗歌之中以食物为题材的实际上是杜甫。而杜甫将食物题材引入诗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则深受儒家关怀底层人民的孔孟“仁”思想的影响。曾经经历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战乱的杜甫,在不断颠沛流离、辗转迁徙的过程之中,他对于底层民众的艰苦生活有所了解,以食物这一俗题材入诗是他对人民生活的莫大关心。二则以食物题材的诗歌表现对于君主的忠诚以及残酷现实的记叙讽刺。在不果腹的时候,杜甫仍然忧心君主是否受饥饿的困扰。杜甫的诗歌创作往往具有儒家“历史真实”的特点,在其食物题材的诗歌中将饱食腐败的富家生活与挨饿受冻的疾苦人民进行了对比。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食物这一题材在杜甫的诗歌中并没有有趣生动的审美旨趣,而更倾向于停留在满足基础生理需要维持性命的层面。


   而到了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使得宋人对于食物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戏谑的形态,甚至“以诗为戏”。宋代诗人借食物时调侃友人的同时也借以自嘲,比如在《竹坡诗话》记载之中,苏轼居黄州之时写诗向秀才询问油果,无疑表现了两人亲密和谐的情谊。而黄庭坚又于《谢荣绪割卷见删二首》中借自己长久食用粗粝食物进行自我劝解。然而,前者所写食物题材一般为日常寻常所见,寻常所食。发展到了梅尧臣,虽然皆是以食物入诗,然而梅尧臣在宴会上即兴所作的食物诗却是开了“尚奇”、“尚怪”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新风尚。


  一、梅尧臣河豚诗开创的新风尚

(一)题材上——河豚入诗,尚丑尚怪

   梅尧臣是以河豚鱼作诗的第一人。景祐五年 (1038),梅尧臣受范仲淹邀约参与宴会,练习途中借着宾客谈论河豚的事由,即兴创作了河豚诗。原本写宴会食物应是寻常之事,在宴会上饮食玩乐之时诗人免不得会通过诗歌记录自身当时的心境。如王维在《临湖亭》中所作“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写宴会游乐时的悠闲心境。而梅尧臣则食物诗歌的新题材——貌丑状怪的河豚“其状已可怪, 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 怒目犹吴蛙。”通过体物的描写手法将河豚的样貌以及毒性表现出来。特意将笔触详细描写其丑陋模样,并极力渲染其毒性。宋人日常写饮食食的题材莫过“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奶房签、三脆羹”等附庸风雅的夜宴题材。虽然同样是做食物诗,更多的却是借食物是表达诗人的审美意趣。而以丑怪的河豚入诗,扩大了食物可供描写的描写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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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角度上——以故为新,陌生审美化

  河豚是人们日常饮食所接触到的寻常食物,具有“故”色。“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

  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在柳絮漫天的春季正是河豚肥美的时节,其价格甚至比余香还要昂贵。其模样实在是丑陋,甚至毒性极强,稍微烹煮不当,便会丧命。然而其独特而美味的口感,却令多少人枉顾生命前去品尝。“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对于丑陋外貌浓烈毒性与鲜美口感人人追逐的矛盾对比描写,具有“新”意。这展现出了陌生的审美化。许是人们饮食时只注意到食物的鲜美与滋味,却并不会刻意了解其丑陋的模样。梅尧臣以陈旧的题材,开创新的写法,给人以一种新鲜新奇的审美感受。貌丑味美的矛盾统一在河豚身上淋漓尽致的展现,人人因其美味趋之若鹜。通过对于生活中细微甚至于丑陋的事物进行描绘,展现出了陌生的审美意趣,高尚独特的诗人审美意趣使得寻常之事有了陌生美感。陌生化审美梅尧臣的其他诗歌中也能表现出来,比如《观放鸽子》、《咏蜘蛛》、《山鸟》等。“以故为新、翻俗为雅”是梅尧臣河豚诗的新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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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达内涵上——构思巧妙,重在劝诫

   欧阳修于《六一诗话》中评价梅尧臣写诗具有“苦吟”、“构思极艰”的特点。“苦于吟咏, 以闲远古淡为意, 故其构思极艰。”于是即使河豚诗是梅尧臣为了应和宴会友人谈话之时即兴创作的诗歌,也能在这首诗歌中看出其精巧的构思。由于其先前苦吟的创作风格,使得写作经过长久的沉淀有了独特的底蕴,“古淡”诗风已然形成。诗歌开头先极写河豚样貌之丑,毒性之强,后又转折描写南方民众因其鲜美的口感罔顾生命趋之若鹜的前去烹饪饮食。于是便引出诗人自己的思考——既然鱼虾同样味美,为何要去烹饪有毒的河豚。接着引申出诗人的劝诫,不要为了一时的口齿贪欢,而将自己陷于危险境地之中。“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先写其丑,给人以新奇之观感,再写其味美,解释人们好而食之的原因,最后进行同类类比,劝诫人们不要因小失大。这使得单纯表现食物美味的食物题材诗歌,有了劝言提醒的功用。相比于沉浸在赞美食物的鲜美之中,诗歌以劝谏表现出诗人关心民众、注重日常生活、贴近生活实际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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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变意义——文人交游,诗文革新

   自梅尧臣以河豚入诗以后,掀起了一股文人竞写河豚诗的新风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门中人文人交游。十分典型的便是苏轼的应和诗《惠崇春江晓景》:“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甚至于河豚还成为了形容其他事物的专有形容词,“似开江鳐斫玉柱, 更洗河豚烹腹腴。”欧阳修作《初食车螯》“溪潜细毛发,海怪雄须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同样是如河豚般貌丑味美。通过不同文人争相应和创作的过程之中,“以丑为美、以俗为美”的诗歌创作风格一时盛行。诗人将自身高尚的审美意趣寄托在粗鄙丑陋之物身上,使得食物脱离其原本意义,转而成为表现诗人高尚审美情趣代言体。比如东坡诗集中的《虾蟆培》、《鳊鱼》、《食雉》等貌丑状奇之物。原本被排斥在诗歌创作题材之外的丑陋“俗”物被诗人所吸纳变得有了“雅”意。由于对于现实的关注,“重比兴”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之中,以“欧梅”为代表的诗人反对以浮华修饰词藻为创作技巧的西昆体,转而更倾向于语言朴素、关注社会现实、强调有感而发的写作风格。


三、小结

  梅尧臣即兴创作河豚诗时可能也并未想到会掀起文人竞相效仿的新风尚,然而其深厚的创作底蕴与新奇的创作视角给了当时的宋代文人眼前一亮。在争相摹仿河豚诗的背后,是宋代由“铺陈修饰浮糜文风”向“平淡朴素”创作风气的转变,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一角。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历史趋势的必然性使得梅尧臣的河豚诗创作充当了独特的先导作用。


编辑 王莉丹

审核 郑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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