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行之

　　“世界系”作为一个名词来说是这样的：日本哲学家东浩纪曾经下过一个定义：世界系是“主人公和女主角的狭小关系在缺乏具体中 间项介入的前提下和世界的结束灭亡这种抽象的大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当然了，对这个词的解释没有明确的定义，各家有各家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作品往往不具备非常完整的世界观描写，而着重于刻画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间的情感的一类作品。同时，这一男女关系直接和世界的命运相联系。”

　　近20年来日本很多优秀的动漫作品都可以被纳入到“世界系”的框架之下。从1995年庵野秀明导演的《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开始，依次有几原邦彦导演的《少女革命》、高桥真《最终兵器女友》、新海诚的《星之声》、秋山瑞人的《伊利亚之空、UFO之夏》、石原立也的《凉宫春日的忧郁》、新海诚的《你的名字》......前岛贤在《何为世界系》中是这样阐述的：

　　以故事的男主人公(我)和他爱慕的女主人公(你)的关系为中心，小小日常性(你和我)的问题与 “世界的危机”“世界的终结”等抽象的，并且是非日常性的大问题直接相关；不夹杂着一切具体的(社会的)文脉(中间项)，朴素地直接相连的作品群。这种作品又称为“后福音战士症候群”，即抛开国家和社会，把“自己的心情”“自我意识”所及的范围，作为“世界”来捕捉。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说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看新海诚的《你的名字》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世界系”这个词最初用来讽刺二次元夸张肥大的自我意识，把自己狭隘的见识用世界这个夸张的词去表示。世界系最糟糕的形态经常被视为是巨大机器人加上校园恋爱喜剧。

　　这里可以用拉康的模型去解释世界系。拉康区分了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粗糙地区分一下，可以说想象界指代人际关系；象征界则是社会的公序良俗、秩序和常识；实在界就是可以同时破坏想象的关系和象征的秩序的一种创伤。具体到作品中，想象界代指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象征界是社会，实在界是世界的危机。基本策略就是避开对象征界社会的描写，直接让主人公和女主角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短路。典型如新海诚的《你的名字》，女主角所在的小镇的命运由男女主角的关系来决定。

　　之所以“世界系”回避了对现实世界的描写，原因是：经历了70、80年代的经济腾飞后，日本社会迎来了90年代泡沫经济后的巨大跌落。在经历了60年代末东京奥运会后国民收入翻倍，70、80年代以社会全体“化整为零”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大叙事”环境消亡后，日本进入了社会思潮的震荡期。前岛贤在《何为世界系》中指出，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人存在于社会的实感降低，由此产生了一种闭塞感。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存在于社会中的地位，“内面”“真正的自己”成为了内省化社会的心理关键词。东浩纪认为这代表了宏大叙事瓦解后，个人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倾向。宇野常宽在《零年代的想象力》中指出：日本的漫画杂志《少年jump》系列杂志从《圣斗士星矢》为代表的大叙事作品，转向90年代“批判性的”的、“死亡和性都可以被当作符号消费”的作品。

　　世界系的故事里有一种常见的关系模式：表面上强大但是有内心创伤的女主角，和被“不能性”所支配的男主角。所谓的“不能性”，就是什么也做不了，但是这样的男主角也会得到女主角无条件的认同。典型的例子是《最终兵器女友》。这部剧里，男主的女友是字面意义上的最终兵器，随便一出手就能毁灭一座城市，但是内心有很强烈的创伤。男主只是普通的高中生，得到了最终兵器女友无条件的支持和认同。最终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作品背后折射出的是处于后现代的日本社会的承认欲求。在这里，男主往往是无条件被需要的对象，也就是无条件被绝对肯定的对象。女主则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处于一片混沌之中。

　　说到这里，既然“世界系”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背后的日本社会的文化问题，那么，这些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如何呢？实际上，新海诚的电影在中国的票房结果几乎都是当年动漫电影的票房冠军。这里主要说的是从《你的名字》以来的电影。而且同类型的日本动漫在中国有逐渐走高的趋势。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显然与日本社会的内化价值截然不同。至少在政治话语上，中国还处于一个高度上升的阶段。即便是当下所流行的焦虑话语，仍然可归为高度发展的现代性的迷思范畴；另一方面，中国“二次元”文化的形成，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之上的社群化构筑。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中谈到：居住在外国文化环境的人第一阶段是新奇期（euphoria），又叫蜜月期，它通常很短，充满了对游览和见识新地方的兴奋…… 第二阶段是好奇期Curiosity，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来访者的新奇期。

　　我们可以说，日本商品、文化对中国本土的冲击所带来的对日本的向往与向心力，是一种文化猎奇形态。恰恰是“世界系”作品回避了对日本现实社会状况的描写，才给了中国受众对异文化的想象空间。一种意义上的“符号性”的“不能反映现实”，反之则被另一种符号性的异文化象征所阐释。

　　在这一点的基础上，“世界系”作品在日本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享乐或是为了逃避“自身伤痛”而产生的背弃了任何意义的商品化行为。而这恰好满足了对“恋爱至上”“青春期”抱有希冀的中国“消费者”的探求。

　　最后的最后，在后疫情时代的当今中国社会，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社会结构的矛盾凸显，中国青年将来的社会思潮会往何处去？ACG文化会不会迎来它的第二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编辑　方美川

审核　邓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