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天鹏

　　乌台一案，子瞻远谪黄州，携家带口。其身立于东坡之上，而其心于世独行，孑然缥缈，若孤鸿一迹，沙洲独影。《答李端叔书》有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如此困境，让苏轼得以洗练其心，升华其境。

　　苏子瞻谪居黄州，官居黄州团练副使，位卑而权轻，闲职赋予了他优游卒岁的闲时和闲情，才让他有闲心“待他自熟莫催他”。人生之“穷”，让他得以回到生活之中，回到现世之间，找寻其中的乐趣滋味，以排解心中的孤寂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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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子瞻的《猪肉颂》虽为打油诗，但同样可以用记体文的分析思路进行分析。对于记体文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所记的对象——猪肉。在《猪肉颂》中，猪肉是“价贱如泥土”，且“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东西。于文人雅士之列，猪肉乃“俗”之物，不仅“价贱如土”，而且还是个“贵者不肯吃”的东西，可见其不受雅士待见。而苏轼在制作猪肉的时候细致用心，自带雅情，“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以简练形象的语言叙写制作的过程，慢条斯理悠然自得，一任“俗物”游历火水与沸气，只待“火候足时他自美”。当“俗物”真正经历了这洗礼，才能脱胎俗物之身，成就“自美”。可以说，“俗物”便是子瞻的自喻。他屡经风霜，扁舟草旅，却依旧能于远谪中发见生命与自然之美。这个“自美”，是苏子瞻于“平常”中所发见的“价值”，这种发现“价值”的闲情，是文人雅致的体现，是一种对“雅”的自我肯定。

　　苏子瞻在“雅”的自我肯定之下，便与所“记”的对象猪肉之“俗”，形成反差。这是一种外物与内心对照下的反差。《孟子》有语：“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他来说，他本该是那个“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的“少年”，有着“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平步青云之上，翱翔海天之间的仙风与傲骨，表现出积极地入世思想。而写下《猪肉颂》的此刻，他是个“罪人”，谪居黄州，只能苦中作乐。此心未变，而其境已不复当年。高贵与贫贱的落差，让他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正如眼前的猪肉那般，“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此时的子瞻，谈不上高贵，也谈不上贫贱。“佛”“道”的思想为处于中间状态的子瞻，提供了向内心寻求个体生命意义的空间。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与禅宗随遇而安的观念，又让他在困境中发见了生活之静美，以及内心之高贵。“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在自我劝解中消解了痛苦，蕴含着坚定、乐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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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复合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苏子瞻身上，宋代的许多文人都有同样的情况。这样的文人也被认为是典型的“宋型文人”。他们把自我的修养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斥的两极。因而他们可以向内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

　　“俗”的猪肉给他了物质上的“饱”；而“雅”的文人内心又让他得以超脱世俗荣辱，给了他精神上的“饱”。这种心理的平衡机制让子瞻可以“用舍由时”， 以“君子固穷”之心坚毅独行；同时又可以“行藏在我”，于佛道之潮中逆水行舟，超脱万物。

　　浮云之际，漂浮着袅袅而起的炊烟；而东坡之下，伫立着子瞻遗世独立的身躯。

编辑 王莉丹

审核 郑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