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宇航

      不得不感叹文学和理论真是奇妙的东西，给了我关于生活，各领域的思考，远远超出“文学理论”本身。

      看完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我的感想有三：看问题分析现象的角度，独立思考与反思的可贵，我”个人的塑造。

      首先是观察，观察的思路，从哪个角度进行的观察。

      读茅盾的《林家铺子》，我心中暗暗希望林老板保全自己，赶紧逃离，并且下意识“政治正确”地认为自己同情当时的小市民，批判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并无差错，却没有想到林老板跑路后也导致朱三太，张寡妇，陈老七处于更艰难的境地，而广大贫苦农民是一直的苦不堪言。这个感受在我身上一直存在。看过一部名叫《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电影，大致讲的是纳粹时期，德国小男孩布鲁诺隔着电网围墙结识了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小男孩西姆尔，最后布鲁诺穿上象征犹太人囚服的条纹睡衣溜进集中营，被当做犹太人与西姆尔双双被德军杀死的故事。在观影过程中，尤其是看到德国孩子布鲁诺被毒杀后，我十分错愕。我这才意识到，我觉得布鲁诺的死去太可惜，却没有想到西姆尔的生命其实和布鲁诺同样珍贵，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生命都同样珍贵。在观影过程中，我似乎会因为犹太人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弱化了他们的不幸，然后对德国孩子布鲁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这真是让我细思极恐的地方。从文本，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上说，我常常下意识的代入，倾向于一个主要人物。譬如读《乱世佳人》，我喜欢斯嘉丽，认同她的不少观点与行动，在前半部分甚至随着斯佳丽的口吻叙述，也对玫兰妮戴了有色眼镜，喜欢不起来。“主角”固然是值得多花心思研究的，其他角色也绝不能单一的“平面化”。多穿上其他人物的鞋子，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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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看”到“观察”，是角度的多元化。希望自己的观察能更从本心出发。

      其次是反思与独立思考的可贵与必要性。

      乔纳森·卡勒举出了福柯论性，德里达论写作这两个例子，并得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的结论。这两个例子确实鼓励了我怀疑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常识性的，先天而定的事物，是不是专家话语的产物。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课上，老师提到了科恩的“范式”论，并让我们不要习惯性的接受教材的说法输入。中学阶段我一直是“被填的鸭”，大学阶段还真没一下子改变过来。拿鲁迅来说，通常的模板就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解释了地主，资产阶级，封建官僚对百姓的压迫”一条龙。现在才真正明白了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在哪里。从前读“狂人日记”，是按模板套的，“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是，也不完全是。反对封建礼教的辛亥革命同样能“吃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也在“吃人”。可见，一切不以人性为出发点的道德都可以吃人。“超时代性”就在于反对包括封建礼教在内的一切不以人性为出发点的道德。常读常新，反思已有套路，并联系其他著作（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对疯子的观点）进行不一样的解释，这样也才能真正的常读常新吧。

      我另外的一个启发点是，《诗经》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宝物。然而却也存在“孔子删诗”这一说，除流传下来前的诗三百，当时采集的未必没有更好的歌谣，只是经过“筛选”，仅流传下来这诗三百。而其他诗，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品，文学家，则成了“消失掉的人”，是现在无人知晓的失踪者。未必没有别的路，未必没有别的闪烁的星星，自己又怎能越学越拘泥呢。

      拿文学教材来说，这是“权威”，当一些权威标签或者外在信息摆在眼前时，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它，并服从它所暗示或代表的力量，而这个倾向通常比我们感觉上要高。一个专家和一个路人针对某个事件的看法肯定不会被同等看待。

      拿我们个人来说，诚然，社会体系观念固然无处不在，我们也必然会受它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常怀反思的去思考我们做的每件事是不是真正的“正确”，从本心出发去审视事件的对错，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李贽在“童心说”中鼓励人们从本身的情感出发进行文学创作，也正是如此。

      我依然想到了二战，为什么纳粹那么疯狂?为什么将军士兵可以做到那么残忍，看不到一丁点人性？施海淑老师上课谈到的“威权主义”，对我的思想上有所启发，我想，这也是当时在极端的“权威”，“威权”下个人思想的消亡。

      经过对艾希曼的审判后，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一个哲学术语“平庸的恶”，指的是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是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权利放弃的恶。

      拿《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电影举例，德国小男孩布鲁诺对家里的犹太人老仆人说谢谢，是因为老仆人帮他包扎了伤口。布鲁诺觉得犹太人小男孩西姆尔是朋友，因为西姆尔陪他聊天玩耍。孩童是以自己的天然的感觉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他们并不知道世界上其他人用理性定制的善恶。而德国小男孩布鲁诺的父亲和爷爷则是以一种狭隘的理性思考，他们确实比小男孩懂更多的道理和知识，他们拥有理性和逻辑，但也正是这些东西，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从而使这种理性变成了“黑暗的理性”。

      没有人凭直觉去反省，恰恰是他们犯下罪恶的原因。确实，我们应当在善恶面前保留属于良知的直觉。

      位于日本南部鹿儿岛的“神风特工队和平会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1944年硫磺岛海战，当时日本战局已经是必败，为了阻止美军海上进攻，日本政府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组成神风特工队，采用直接撞击美军飞机，自杀式的进攻。明知败局已定，却依然逼迫士兵去送死！来为天皇效忠！极端武士道的精神如今却被视作英雄！《我正是为你而死》这部由石原慎太郎拍摄的电影，将这些“进攻人弹”描述成英雄，而这座会馆本身也只是突出了对青年士兵们的追忆，对和平的淡淡的情感解读，而对日本发起侵略战争的罪行却是避谈，日本对民众教育的历史观很难让民众反省战争，也难保个人思想消除可能引起的祸患在今天不会重演。

      最后是“我”个人的塑造。

      角色是自己创造命运，还是被命运折磨呢？

      一个主体的身份到底是先天给定，还是后天建构呢？

      虽然不同的故事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更认同卡勒介绍的第三种观点“”把个人和后天结合起来，强调自我的不断变化的本质，它通过独特的行为而成为它自己”。

       其一，把个人和后天所造结合起来，强调自我不断变化的本质。例如在红楼梦“香菱学诗”的情节中，香菱身份特殊，本是甄老爷的女儿，幼时经拐子拐去，卖与薛蟠做妾，从主子小姐到奴才，香菱的身份是根据命运的变化而变化的。而香菱渴望学诗，羡慕大观园诗意的生活，她对诗歌的热情正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认为的，《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试图在她读的那些浪漫小说与她周围枯燥乏味的环境的对比中找到自己。

      其二，“通过某种方式的行为变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本一直是他们“本质”的样子。香菱的评价有一段：宝玉笑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付性情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又正如斯嘉丽因为战争等一系列变故而不断改变，骨子里却始终是爱尔兰人的犟脾气和执着。

      我反对“宿命论”，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讲过的一个寓言《相约萨马拉》，一个商人在巴格达遇到了死神，死神却露出惊诧的表情，商人感到非常害怕并立刻逃往了萨马拉，却在那里再次遇到了死神，商人知道自己逃不过了，便问死神为何在先前露出惊讶的表情，死神说，“因为我和你的约会是在萨马拉”。英剧《神探夏洛克》中夏洛克很不喜欢这个故事，并自己改写成《相约苏门答腊》，商人逃脱了死神，并且成为海盗活了下去。我认同夏洛克，我希望自己的人生也是冒险的“”相约苏门答腊”。

      我们在与我们所读的那些人物的认同中成长为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盖茨比，我们所信奉的那盏绿灯，是一年一年在我们面前渐行渐远的极乐未来，我们追不上它，不过没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把胳膊伸得更远，期待一个美好的早晨。或许一切都会随风而逝，或许逆流而上的小舟总是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或许死神在萨马拉等待着每一个人 。但是斯嘉丽脚下的土地永存，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盖茨比是比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好的盖茨比，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夏洛克永远相约在苏门答腊。

     这真是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

编辑 田静怡
审核 甘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