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烨烨

　　监狱大门缓缓打开，走出一个肤如凝脂的女子，这在殖民地并不多见。阴风从草坪上掠过，一袭黑袍在女子身上狂舞，像是燃起了一团黑色的火焰。女子走到行刑台上，将胸口上象征耻辱的红色字母“A”展示给台下喧哗的众人，她窈窕的身姿微颤，镶着金边的红色字母与之共振，像在闪耀。不远处的教堂看台上，英俊的牧师注视着这一切，悲悯与感伤煎熬着他的内心，泪花在眼眶里翻涌。台下，其貌不扬的异乡客凝视着台上的女子，紧咬牙关，因此而产生的颤抖似乎在他周身隔绝出一片真空，没有人敢随意靠近。人物已经到齐，关于《红字》的沉痛故事，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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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在19世纪创作的小说《红字》讲述了女信徒海丝特.白兰打破了宗教束缚与世俗规定，在殖民地追爱与救赎自我的故事。《红字》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界获得了独特的地位，在奔流的文学长河中曾激起过一阵奇丽的浪涛。精致的笔法、细腻的描写与刻画、对宗教的解构式探讨、对爱情的深入剖析以及对女性人生意义的大胆讨论让无数读者对该书赞不绝口。《红字》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其独特魅力也足够出彩。

一、《红字》中“叙”与“事”的分离关系

　　在叙事学的理论体系中，“叙述”与“事件”不会共存于同一维度，叙述处于一个始终离场的状态，而事件又处于一个始终在场的状态。简单来讲：叙述不会随着事件的发生而直接现身，两者有可能存在时间上的断裂与空间上的错位。

　　在现实中，对一件事的叙述往往在事件发生后才开始（普通的日常没有解说，也没有画外音），叙述的地点也不会是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我们总是在其他场景中讨论另一地点内发生的事情。而《红字》通过对“叙”与“事”关系的精准把控，使得叙述更加贴近现实，视角更加真实，规避了“上帝视角”带来的“不真实”，使得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的同时更具吸引力。

　　例如，作品开篇，帷幕拉开，故事的女主角海丝特.白兰因破坏婚姻，违背了禁欲教条而将被行刑。在这骇人的画面外，霍桑有意地加入了围观群众对事情起因的讨论作为叙述。行刑，是结果，在时间轴上居于后来位置；具体事件，是起因，在时间轴上居于前位。发生在行刑场之外、位于时间轴前端的事件在刑场之上、时间轴的后端被讲述，做到了“叙”与“事”的分离。而这一操作让读者从“叙”与“事”并行的上帝视角下移到了作者安排好的独特的旁观者（或者说“不完全知情者”）视角，加入到了围观群众的讨论中，这种身临其境的阅读角度让读者更加贴近故事情节。同时，从“叙”与“事”之间存在的错位使得读者获得的信息是破碎的，对于肤白如云、心灵手巧的白兰为何会被行刑，读者和台下的群众一样，处于不知情与猜测之中。这种破碎让读者更加好奇文章关于事件起因的交代以及故事后续的发展，让故事更具吸引力。

二、《红字》独特的叙述时间

　　《红字》在叙述时间上以倒叙进行时间安排，以海丝特.白兰被行刑，带上象征耻辱的红字，只得忍受殖民地众人鄙视这一悲剧作为作品的开端，在后续的叙述中又用独特的手法将事情的起因以及众人态度转变，事件真相显露这一结局以一种平行的关系交代出来。这样做让读者的好奇心被快速地激发出来，带着疑问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原本被教条绑架的婚姻关系中，并不存在爱情，这是白兰逾越法律与戒律，在巨大风险下寻求真爱的原因，海丝特打破戒律清规，追求真爱的行为必然实值得歌颂的。但这终究是不道德的，是负面的，对此作者采用了极其巧妙的处理方法——运用倒叙。将故事高潮放到最前面，让读者注意力集中与此，被放在后面的作为起因的“背德”内容也就不再是那么的引人注目，这一内容对故事主题的干扰被跳过，运用叙事时间的调整，使读者下意识地忽略白兰突破戒律、追求真爱中“背德”的一面，而关注其“无畏”的一面。这一处理可谓是绝笔。

　　在时间关系上，《红字》成功地完成了“时间立体”的构造。开篇便写出故事的高潮，以此单独作为主时间线的开端，又在后文的叙述中交代了海丝特自我救赎，众人得知真相的结局。海丝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产女后暴露，违反了教条这是故事的起因，由此引出的是丁梅斯代尔的自我挣扎，这又是另一条时间线。两条时间线在倒叙的安排下并未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衔接形成直线叙事结构，而是相互平行，各占一部分文本，之后又利用丈夫齐灵渥斯前来报仇、恋人丁梅斯代尔痛苦不已，在灵魂挣扎之际吐露真相以及海丝特与女儿相处等事件形成故事面，连接两条时间线，形成时间立体。这一结构突破了简单的线性叙事，让时间在故事面的衔接中更加立体。

三、《红字》中的多个叙述声音

　　《红字》中的出场人物并不算多，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声音，这是“复调理论”的另一种运用。文中并没有代表所有人物进行阐述的“发言人”或“叙述者”，每个主要人物甚至是作者安排好的“旁观者”都可以是叙述声音的声源。比如，丈夫齐灵渥斯有自己的叙述声音，用来对夺走自己妻子的丁梅斯代尔进行狡猾的观察与嘲讽；牧师丁梅斯代尔也有自己的叙述声音，用来表达自己在爱情与信仰、欲望与禁欲之间的痛苦挣扎；海丝特也有自己的叙述声音，用来表达自己对与爱情的追求、对无理教条的反抗以及对女儿的复杂态度；旁观者也有自己的叙述声音，用来表达对这一事件超越世俗、超越教规、超越信仰的惊讶。以上虽都是作者的安排，却没有出现一个单调的声音，一个代表所有人物的发言人并不存在，叙述声音以多声部呈现，以此更好地表现人物思想，这就是《红字》对复调理论的运用。

四、总结

　　总之，作者霍桑通过“叙”与“事”关系的精准把控、叙述时间与时间关系的独特安排以及叙述声音的多重设置，疏远了自己与叙事的距离，打造了一个无法承担所有叙事责任的视角：不对任何人物施以同情，不将所有细节一次性托出，不与人物有过近的情态距离，不表达统一的观点......正是如此，《红字》一书在叙事上扑朔迷离，也因此独具魅力，使它在浪漫主义的文学洋流中不停奔腾，使它在读者心灵的心灵之岸上，留下一串又一串，象征着独特叙事魅力的“红字”。

编辑　孙嘉延

审核    雷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