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维佶

      《巩乃斯的马》围绕“我”与巩乃斯的马而展开：首先写“我”对马的印象；再追溯至七十年代“我”再巩乃斯与马发生的故事种种；最后再拉长想象视域，写历史上的马群像。马，在周涛笔下，已然超越了其作为一种客观生物的“能指”，而具有二重“所指”，在我看来，其一为独立的渴望自由的“我”；其二为自“我”出发，扩大化、膨胀了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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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指出：“生命力受到压力抑制，而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创作的根柢。”诚然，周涛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经历“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使人压抑到不能忍受”的情况下，找到并写下了人生“断章”的“番外篇”。

      在一个冬夜，周涛骑上一匹巩乃斯的骏马，在旷野的雪原奔腾；马背上的颠簸，马的鼻息喘嘶，四蹄的声声铿锵，使“我”感到了生命可以何其轻盈，生活的重负、枷锁得以释散；“我”仿佛具有了“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此刻，马的天生自由姿态，唤醒了“我”生性中渴望自由的那一部分，马与“我”融为一体，马即象征着渴望自由的“我”。从此，周涛找到了他的精神寄托：书被焚了，那就在马的世界里找到奔驰的诗韵；画被禁了，那就在夕阳耀原的群雕里找到油画的美感；知识被践踏了，但是纵马狂奔、烈马长歌不会遭受生命的鞭笞与踩踏。

      周涛在巩乃斯生活的岁月里，从自我这个向往自由的实体出发，眼光向外，挖掘出象征着向往自由的群体。文中叙写马的社会结构——强者争霸，凭能力取胜而非血缘关系“指定”，由自然界延展到人类社会，言外之意即是：公平的社会环境是社会活力与发展的保障。不失为对当时政治格局、社会环境的不满的申诉。

      有意思的是，周涛援例对比：牛安贫知命，沉默不反抗；骆驼为适应恶劣环境，把自己改造得畸形；毛驴油滑，最多是黑色幽默的小丑；它们都是向人类屈服的动物，向强者下跪的懦夫，显出笨拙的俘虏姿态。其本意大抵不仅仅止步于动物之间的对比，容我姑妄言之，它们分别象征着作者当时最不齿的三种人：苟安派、投降派、反动派；从而把“我”的情感“投射”进去，此“春秋笔法”着实妙哉。

      最激动人心的是，莫过于那群马暴雨奔腾的集团冲锋的场面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拓展”，长鞭、怒雷、闪电、尖兵、山洪……它们嘶鸣、碰撞，它们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爆发出生命的绝唱、时代的遗响。这群马象征着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却有良知、欲自由的人们，那是他们心中“共同忧郁”的爆发，挣脱开命运纤绳的集体力量！这同样是周涛的想象中难以压抑的冲动，更是一种悲壮的“置死地而后生”的希望。

      时过境迁，马的二重象征义业已走过了它的特殊语境，可政治乌云散去后的“我们”，何以与自我和解，向未来奔去——周涛激越的情感冷却，理智盖之：从历史的深度挖掘出马的筋骨和气血，渴望唤起中华民族记忆中，血脉里的“龙马精神”。

编辑 田静怡
审核 甘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