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亿佳
《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所作的一首具有独创性的“肖像诗”，他用豪气、夸张的笔墨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八个才子潇洒的醉态。在这首诗里，杜甫摒弃了一般诗歌在时间上推进的手法，而是像作画一般，将八个人的形象平铺开来，勾勒出每一个人物的神韵。《饮中八仙歌》的这种独特艺术所表达出的，是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本文将探索这首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主旨，把握杜甫此时的创作心态，同时思考这首诗与杜甫之后创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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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描摹了八位酒仙各具特色的醉态，每一个都是盛唐时期卓尔不群、飘飘欲仙的人物，他们饮酒高歌时的豁达豪迈、不受红尘羁绊的洒脱气质，无不体现出盛唐时期的浪漫主义情怀。随着他们渐次出场，浑厚雄壮的盛唐气象便如海潮般席卷而来，澎湃汹涌、气势磅礴。
诗歌里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是贺知章。贺知章一生仕途通达，平安顺遂地活过了整个盛唐，可谓春风得意，出类超群。他的命运跟盛唐紧紧联系在一起，《旧唐书》中说他“言论倜傥，风流之士”，李白忆他为“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足可见贺知章生活称意，官运亨通，一生倜傥潇洒。在杜甫的诗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古人总说：“北人骑马，南人驶舟。”贺知章是浙江杭州人，前一句是在暗示他南方人的身份。不过他年少成名，状元及第，生活在长安这么多年，不至于不会骑马，这里其实是在写他喝了酒以后的姿态：贺知章骑着马摇摇晃晃，眼睛一花就栽下马来，最神奇的是他喝得烂醉如泥，掉下来沉到井底竟沉睡不醒。这是杜甫夸张的描绘，却活画出贺知章旷达纵逸、豪迈不修的醉态。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几句话将汝阳王李琎的豪宕不羁描绘得淋漓尽致。李琎是唐睿宗李旦的嫡长孙，史书上说其雅好音乐，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高贵的出身、风雅的举止，使得他吸引了众多才俊；谦和的性情、恭谨的态度，使皇上唐玄宗都对他青睐有加。他极好饮酒，在杜甫笔下，他酒喝够三斗，才肯出门朝拜天子，纵使这样，路上碰见装酒车还是垂涎三尺，恨不得转换封地到酒泉去。寥寥几笔极写其阔达舒朗及爱酒之状，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形象跃然纸上。再想，这样一个臣子所生活的时代，想必也是东风入律、政治清明。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李适之官居左丞相，治政宽和、在公克勤，深得人心。他好饮酒，在位时极尽豪奢，一天要花费万钱，喝起酒来就像鲸鱼吸纳海水。他的生活好似盛唐的缩影——丞相生活如此，盛唐的国力可得一觑。他的日费万钱，岂不是盛唐豪靡习尚的剪影？他的如鲸畅饮，恰恰是盛唐豪迈气度的反映。
诗歌再往下写到“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和“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他们一个是齐国公的儿子，一个是唐朝大臣。前者才德优秀，傲压群芳，畅饮时高举酒杯、睥睨苍生的潇洒模样，仿佛是一棵玉树迎风站立，熠熠生辉。后者才思敏捷，博古通今，虽喜吃斋念佛，而一旦喝起酒来，佛门的清规戒律就抛之脑后，是之谓“逃禅”，随心而动，开怀痛饮，岂不快意！恢弘的盛唐气象也随着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跃然于纸上。
下一位人物是诗仙李白，“八仙”中的核心。一个狂放不羁、飘然不群的诗人，一生仗剑天涯，任侠自信，大唐盛世的雄浑壮阔都充溢在他的瑰丽奇篇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何其豪迈！何其洒脱!大唐的自信与富足就这样流泻于笔尖。李白一生嗜酒如命、与酒为伴，他的创作与酒不能分割，快活时要用酒助兴，落魄时要借酒浇愁。只有饮着酒时，他才觉得自如快活，酒一入肚，才思泉涌，无数旷世佳作得以问世。在杜甫的诗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喝酒一斗就能作诗百篇，杜甫运用夸张的手法，既写李太白豪饮，又极状其才华横溢、挥洒自如。而李白一旦喝醉，又豪迈而无所顾忌，径自在酒家酣眠。醉态下的李白，倜傥不羁，即使天子有诏，亦不放心上，反而说自己是“酒中仙”，傲视独立、藐视权贵的形象呼之欲出，令人折服。李白的狂狷自傲，岂不是大唐豪迈壮阔的表露？
诗篇的最后，写了张旭和焦遂。一个三杯下肚挥毫如云烟，一个饮酒五斗高谈惊四筵。前者恃才傲物、不拘礼节，后者才华盖世、满腹经纶，两人都是说不尽的飘逸洒脱。
八个人物，八个特写，是那个承平盛世里，文人所具气质最直观的体现。这八位酒仙代表了盛唐时期文人浪漫乐观、自由豪放的情怀，他们所体现出的这种豪迈不羁、风流潇洒的精神面貌，亦是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最佳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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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人悲凉命运的慷慨哀歌
光凭诗歌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我们很难知晓杜甫创作这首诗歌的意图。只有对八位酒仙的行迹有所了解，我们才可能明白杜甫所采用的独特形式与诗歌内容之间的联系。孟子说“知人论世”，就是告诉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还得对其时代加以考察。
贺知章生活在开元盛世，死于天宝三年。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又有不世之臣，因而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可是随着唐朝的两位贤臣姚崇、宋璟相继死去，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到了天宝初年，朝廷重权已经落入外戚之手，谁人都去杨氏门前奔走干谒，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秽乱朝廷，唐朝的政权逐渐式微。贺知章处在历史进程的转折点，虽然想要重正乾坤，但碍于朝廷晦暗，他只能用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史书中说他“因谈谐而讽谏”，就是一个证据。尤其是在晚年，他更是得用“狂”的方式去保护自己，《旧唐书》里说他“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放纵狂诞的背后，是对黑暗朝廷的愤懑与忌惮。贺知章晚年求还乡里，恐怕也是由于对当时政治的厌恶。他病逝前写的《回乡偶书》（其二）里写道：“近来人事半消磨”，亲眼见证朝廷人事变迁，从俊贤辈出到奸臣当道，大势不可逆转，贺知章的内心无奈而凄怆，此时再读“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就有了不一样的韵味。醉态的背后是对政治的厌恶与疲倦，但彼时衰老的贺知章已经无能为力，只好用酒来麻痹自己。
再说汝阳王，他是“让皇帝”李宪的儿子，亦是唐玄宗的侄儿。当年唐睿宗禅位，本应传给长子李宪，但是李宪极力推托，再加上唐玄宗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有功，李旦就传位给了李隆基。李宪死后，玄宗封他为“让皇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李琎的身份也就显得尴尬，按照正常的继位顺序，他才应该成为天子，唐玄宗难免会对他有所顾虑，担心他平不下气谋权篡位。再加上李琎长得一幅帝王之相，处境更是危急。《太平广记》里记载玄宗赞李琎“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使得李宪惊恐万分，甚至短斥李琎。这是因为李宪担心玄宗猜忌自己的儿子。出于这个原因，李琎一生都谦和恭懿，唯恐让玄宗认为自己有谋反之心，他的内心是压抑忧郁的，借酒消愁也显得合理。在这三句诗里，他看似活得透彻快活，称得上是性情中人。然而，真实的他深陷忧愁、郁闷的泥淖，却得时时谨慎行事，免于玄宗的猜忌，他把自己掩饰得阔达豪迈，让自己看起来毫无心机与城府，醉眼惺忪下却是无尽的悲辛。到了这时，他“恨不移封向酒泉”的愿望才能被人读懂，显出其无奈来。
只是左相李适之与之相比，愈显得悲凉，做丞相时为公勤勉，分劳赴功，故能恣意潇洒，如鲸饮川。等到朝廷政权更迭，李杨当道，想要再回那快活日子已不能了。李适之性情粗疏，不通计谋，在与李林甫争权时遭其陷害，于天宝五载被罢相，等他再邀请昔日友人来家中赴宴，已是门可罗雀。曾经宾客络绎不绝，现在他们都因忌惮李林甫的势力畏缩不前，抑郁愁闷的李适之在这种情况下，写下《罢相作》一诗：“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罢相是为了避贤，避贤是因为乐圣。“避贤”和“乐圣”对仗，古人喜欢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圣的地位比贤高，清酒亦好于浊酒，“避贤乐圣”很容易理解。但在李适之这儿，“贤”除了浊酒，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结合他当时的状况，这里“贤”应该是指口蜜腹剑的“贤人”李林甫，这是李适之的一种自我开解：既然被罢相了，那我就喝酒吧。看似超脱潇洒，诗句里却有浓得散不开的愁绪，杜甫引用他的这句诗，想必也深谙他悲苦的心境。
之后两句，杜甫用了一个典故，即“阮籍以白眼见庸俗之士”，白眼是一种特殊的表情，表达出人的愤世嫉俗、针锋相对的态度。崔宗之身份高贵、才德兼具，却无所作为。他一定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非常厌恶、不满，才会做出“白眼望青天”的举动。反观苏晋，身在官场正直行事，却惨遭贬谪，因而想要逃脱黑暗的现实。他既想要靠禅修来解忧，又想借饮酒来消愁，最终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表面上是狂傲纵诞，内心却是说不出的苦闷与哀愁。
还有李白，虽是清朗伟岸，自信豪迈，在杜甫写这首诗时却已经被高力士等人排挤出朝廷，唐玄宗虽看重李白的才气，但“恐言宣室树”，不再留他。李白入仕的愿望不成，最终只得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长安。从此以后他更是浪迹纵酒，把对社会、命运的不满发泄在诗酒中、喷薄在天地间。杜甫在当时与李白交游甚欢，那么在《饮中八仙歌》里，他描写李白的醉态，亦是融进了李白牢骚满腹、才高运蹇的抑郁不得意。
张旭善写草书，醉后尤其惊人，号呼奔走，解发蘸墨。这样的一个人，疯狂而激愤，恐怕心中有数不清的愁绪，说不出的愤懑。对于平民焦遂来说，喝醉是一种解脱，因为酒后可以吐真言，不再有顾及，酒是掩饰和伪装，让他能把满腹牢骚倾吐出来。
细研此诗，我们才发现才华横溢、怀珠抱玉的饮中八仙，看似豪迈洒脱、风流不羁，但他们都并非真的拥有超脱阔达、怡然舒畅的心境。恰恰相反，他们都想有所作为，并且有这个能力，但碍于时局、环境，终于无所作为，也终究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他们急于逃避腐败的官场、黑暗的社会，急于逃避冷酷的现状，最终选择隐没到醉梦中。在喝酒的时候，他们就能暂时忘却世俗的压迫，拥有虚幻的幸福。他们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潇洒而快意。浪纵狂诞的背后其实是满腔的烦闷抑郁，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下，杜甫奏响的却是唐王朝由盛转哀时文人命运的悲歌。
三、唐朝盛极而衰的悲壮挽歌
杜甫笔下的饮中八仙，实际上是唐朝由盛转衰状态下的文人群像。当他们还处在蒙昧癫狂的状态时，杜甫却察觉到了他们的不对劲，他不只是看到那些文人浪迹纵酒，恣意快活，还意识到他们嗜酒背后难言的悲痛和他们无所作为的苦楚。他选取了其中八位具有典型性、在灵魂境遇上极其相似的文人，客观地对他们进行了摹画，与此同时，杜甫也预示了唐朝盛极而衰的命运。
杜甫于天宝五载进入长安，起初他也被长安那绮丽浮靡、物阜民丰的景象所吸引，并沉浸大唐奔腾澎湃、主张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中。然而由于科举不第，淹留长安，在写这首诗前后，他经历了干谒无果、仕途失意、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艰辛，不仅才能得不到施展，生活也日益困顿。在与其他文人的交游中，他还亲眼目睹了唐朝上流阶级的浮靡和日渐显露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逐渐意识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对劲，意识到浪漫主义的虚无与不合时宜。
在饮中八仙所处的这个历史拐点上，唐王朝内部的政权已经更迭，官场渐趋腐败。而曾经生活在盛唐时期的这些人物，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的变迁，他们还安眠在温柔乡里，做着大唐繁荣昌盛的美梦。他们把酒高歌，醉即酣眠，想要延续盛唐的浪漫主义，并为此表露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豪迈的精神状态，以免于体察社会现实、感知真实现状。然而这并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逃避现实，自我麻痹的举措，突显出那个时代的弊病来。《饮中八仙歌》是这一时期文人精神恍惚的集中体现，亦体现出那一个时代的悲哀。
而一旦杜甫从盛唐的浪漫主义中清醒过来，他就显得和那群文人格格不入，同时也明白了他们的所为实际上是一种悲剧。这样一群才华出众的人在那样的时局政治下，被剥夺了发挥才干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政权渐失，盛世难再，却不能有所举措，只能借酒浇愁，试图在狂歌中扯住大唐浪漫气象的一丝幻影，无异于自欺欺人。杜甫观之，何其痛也！
程千帆先生认为，这首诗是杜甫诗歌创作里“一个值得注意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起点”，确实有其合理的原因。自从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客观地记录下唐王朝的时代悲剧，他便逐渐从社会动荡中清醒过来，用敏锐的感官去体察现实、关照生灵。他之后创作了《乐游原歌》、《丽人行》等诗歌，开辟了诗歌现实主义的道路。从此，诗歌就逐步从盛唐浪漫主义转换到中唐的现实主义。
因此，《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客观体察现实以后创作的诗篇，是他意识到唐王朝由盛转衰后为之吟唱的悲怆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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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虽然描摹了盛唐时期酒中八仙倜傥不羁、风流潇洒的醉态，充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气息，洋溢着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却并非寄寓着杜甫对于盛唐时代知识分子不受世俗牵绊、乐观浪漫气概的仰慕与推崇。相反，他意识到社会的变迁，意识到这群文人的矛盾。他的诗歌恰恰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状态的真实写照。在华靡气象与悲壮实质的碰撞下，杜甫不仅为文人悲凉命运而慨叹，同时奏响了这个王朝盛极而衰的慷慨悲歌。
编辑 田静怡
审核 甘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