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行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但丁也是被他的家乡佛伦萨城邦所流放。这两个伟大的诗人，都处在生产力极速发展、生产关系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他们都坚信自己心中的理想。对腐朽的、落后的旧的政治制度展开斗争。屈原被没落的楚国旧贵族所不容，但丁猛烈地批判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贵族势力以及犯欺诈罪的尼禄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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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二人在《楚辞》与《神曲》中的形象与心境似乎大有不同。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应付相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屈原是中国第一位有着伟大人格的诗人，以一己之躯敢于同整个世界决裂。同时他又是迷茫而彷徨的，始终忧郁而又以芳草美人自我勉励。

         但丁则不然。他谦卑地将维吉尔奉为导师，遵从贝阿特丽采的指引。相信上帝是绝对正确的。并以此对那些犯下奸邪之罪的人展开猛烈而且自信的批驳。

“‘荣耀归于圣父，归于圣子，归于圣灵！’全天国唱起这首颂歌，那美妙的歌声使得我沉醉，我觉得我所看见的景象似乎是全宇宙都现出一副笑容：因为我这种人对状态是由听觉又由视觉进入内心的。”（田德汉译《神曲》）而这时屈原还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

         屈原对死亡的态度本质上还是来源于儒家的生死观。儒家总体上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孔孟看来，死亡价值是通过道德价值来体现的。“仁人志士，是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朝闻道夕死可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屈原继承了这种内圣外王、修能美政的理想。并不追求生命价值在其死后会有所变改。

         在生死的问题上，基督教给出了一个确定的回答：永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来到世上早晚都要死。尘世是赎罪的过程。忏悔者可以上天堂，作恶者只能下地狱。在这里生前和死后是紧密联系的。

         创造和维持生命的上帝是好的，享受生命的受造物也是好的。苦难来源于堕落，堕落是人对自己自由意志错误行使的结果。这一点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出。上帝赋予了亚当和夏娃自由的意志。于是他们偷吃了禁果，从此有了分辨善恶的观念。善与恶的对立相生相成，善出现的同时恶便同时出现了。

         基督教主张人都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辨正确行使人的自由意志，但最终还是要接受信仰的指引。而作为指引的信仰，自然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但丁始终深信着基督教的教义，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会给世界带来改变。

         屈原纠结的是为什么他什么也无法改变；而但丁则认为，即使他现在无法改变什么，但只要做的行为是善的，那些违反教义的人们终将得到上帝的审判。

《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里人和神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我的祖先之所以伟大，神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伟大。而在基督教那里，god与human的界限是断然分割的，是不可逾越的。

         屈原的《天问》一开篇，追问的就是宇宙形成之前的无宇宙状态：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为形，何由考之？而在基督教那里，上帝是无法怀疑的。他是超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存在，只能凭借信仰去把握。

         因此我们说屈原赋与神性与人性。《湘夫人》中神的形象是“目眇眇兮愁予”；而但丁《神曲》中上帝的形象是无法把握的，是“如同突如其来的闪电，剥夺了视觉的能力，致使眼睛看不见光度更强的物体。同样在我周围发出一片强烈的光辉。”

         屈原将神拉到了与自己同样的高度，既将自己的心灵、人格崇高化，又丧失了可以依靠的精神屏障。

         同为世俗世界的反叛者，同样是战士，屈原是一个孤独的、独立的背影去直面这个世界。因此是伤感的，忧郁的。而但丁是作为一个被贝亚特丽采指引着的、被上帝拯救的身份去面对异端的。

         两相比较，屈原似乎更有一种担负起整个人类的罪恶、为整个人类赎罪的觉悟，可以说是有耶稣的境界了。而但丁却远远没有到替别人承受苦难的地步。虽说他们是处于两种不同的语境，但如果放在一个评价体系来看，借用王国维先生的术语，但丁的人格和境界是要小于屈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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