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咏灿
韩愈，世称“昌黎先生”，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
韩愈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历代评论者几乎都异口同声地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韩愈的散文，是他古文理论的创作实践。在他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论说文，紧密结合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或谈政治、哲理，或谈教育、文学，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杂说》等篇，都能有的放矢，切中时弊。韩愈处于中唐时代，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既受传统文学的制约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创作去影响或试图改变传统的文学思潮。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
唐代国力强盛，意识形态领域也相当活跃，统治者奉行儒、释、道三家并重的政策。而实际上，佛教和道教更加繁荣昌盛，儒教则显得黯淡无光。尤其是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藩镇割据使唐王朝处于半瘫痪状态。由于佛教、道教的长期盛行，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宗教徒成为社会上一个享有不交租、不缴税、不服徭役，过着寄生生活的特权阶级，他们隐没了大量田产和税户，致使国家很大一部分财富流入寺院手中，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佛教只求个人正果，不问国家政治，更不讲伦理纲常，这对当时本来就非常混乱的思想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韩愈的排佛理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逐步形成的。
《论佛骨表》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
开篇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列举上古时期诸皇帝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接着作者高度评价唐高祖“除佛之议”：“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又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文意一大转折。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最后一部分将韩愈“排佛”的思想倾吐得淋漓尽致：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
《论佛骨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对佛祖形象的描写，把其视为外邦使者的臣子，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就《论佛骨表》的哲学意义而言，可以说并无多少新的理论建树，没有超出韩愈早年所为之《原道》。但是《论佛骨表》所反映出来的——韩愈排佛的巨大勇气和坚强意志，在唐代，乃至在中国儒佛斗争史上，都堪称精彩的一笔。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儒者以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观点，对佛教界至尊无上的佛祖之骨所表示的巨大轻蔑，对事佛祈福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媚佛行为所表示的严厉批判，客观上也是对陷入宗教迷狂状态的长安士庶的一个当头棒喝。《论佛骨表》成为韩愈元和末年排佛高潮的标志，不在于它具有多么深刻的排佛思想，而在于它措辞的激烈和毫无顾忌，韩愈也因此遭受到他生平最严重的谴谪。奏表深刻揭示了君王迎接佛骨之举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势必引起各阶层人士的迷信狂热，以致废时失业，浪费资财，残损身体。文章义正辞严，愤概激切。至于文中要求用行政手段取缔宗教和排外主张，是不可取的。
韩愈一生以宏扬儒道、排斥佛教为己任。诚如有人批评《论佛骨表》并没有深刻触及佛学的思想。然而，佛学本不是简单可以否定的，它对唐代思想界的影响也不全是消极的。此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其艺术技巧是否精妙，而在于韩愈针对当时宗教的迷信行为，不惜冒生命危险，以一颗大无畏之心，敢言直谏，勇挑儒者之责。
编辑 徐晗驰
审核 雷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