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韦凤佼　

　　广义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指综合地运用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研究，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狭义的古典文献学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大部分。

　

　　目录是对古籍文献进行分类、编排和索引的方式，是古典文献研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在目录中，古典文献按照特定的方式进行编排，各部分之间有明确的分隔。这有利于学者对古典文献进行归类、整理和搜索。目录学以研究书目的编制形成一门学问，以西汉刘向父子受诏校阅整理皇家的先秦古籍为开端。后世也出现了诸多目录学著作，如明代的《永乐大典目录》，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等。版本是指不同时间、地区，或者影印等条件下，对同一古籍文献所产生的不同情况和差异。版本学便以此为研究对象。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有记录图书版本的内容，被认为是版本学的研究步入正轨的开端。校勘是对古籍文献的文字、篇章等内容进行审查、核对与整理。在这过程中，学者会运用对校、他校、理校、本校等方法，力求还原古籍文献本来面目。

　　程干帆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指出：“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书之时，首先是广罗异本，其次是勘对文字，最后才将群书编定目录。这三方面的工作，总名为“校雠”，也是文献学。在这过程中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目录、版本、校勘三门学问的义界逐渐明晰，独立趋势明显，但又在古籍文学的整理研究中相互碰撞。

　　以我拙见，目录、版本、校勘三者相辅相成，没有绝对的主次之分，若以其中一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时，其他两者兼而辅之；在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则需要对三者进行综合运用，缺一不可。

　　以版本研究为主导为例，这个过程也离不开目录学和校勘学知识。例如对《史通》进行版本研究时，首先需要通过目录学的知识对《史通》的版本进行搜集。如通过查阅《中古籍善本书目》可知其中著录《史通》38种：“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北京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清黄丕烈跋，孙毓修校并录清何焯、顾广圻校跋南京图书馆……”查阅《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史通》24种：“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国图北大（王献唐跋）南京（清黄丕烈跋，孙毓修校并录清何焯、顾广圻校跋）；明嘉靖十五年四川刻本国图……”。据此，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史通》的存藏情况和版本源流。而在对版本进行优劣判定的时候，又需要用到校勘学的知识。如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讹、脱、衍、倒；校本运用的校勘方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学知识，据此研究不同版本的优劣所在。

　　若对某一部古籍文献进行整理，也需要对三者进行综合运用。以梅军老师的《汉书五行志校疏》为例，该书在前言指出，以目前最早、错误最少的《汉书》与颜师古《汉书注》合刻本——《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汉书》为底本，以南宋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建安刘元起家塾刻本、南宋嘉定间蔡琪家塾刻本、元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白鹭洲书院刻本等12种为参照本对《汉书·五行志》进行校疏。由此观之，在对《汉书·五行志》进行校疏之前，需要通过古籍目录著作搜查现有的此书的刻本或有关著作，又通过版本研究以确定校疏的底本和参照本，而后才能通过细心比对找出文献错误之处，运用校勘学的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校勘。这便是古籍整理研究对目录、版本、校勘三者的综合运用，除需要具备深厚的古文学基础外，还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古籍整理实属不易。

　　以此观之，古典文献学中目录、版本、校勘关系之密切，古籍的整理研究从来不能偏废其中一样，需要三者的密切配合。即使以其中一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时，另外两者也不可或缺，彼此相互助力，相辅相成。

编辑  黄童

审核  雷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