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覃妍琦

　　中国的启蒙文学思潮诞生于时代的五四中，基于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而西方文学的蓬勃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它充满了人的色彩和情调，体现了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以西方文学为借鉴的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从对中西两种文学的正反比照中，引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我们现在应当提倡的是人的文学”。于是，人的概念，第一次鲜明地出现在了中国文学旗帜上。这也成为了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出现的重要历史条件和背景之一。

　　

　　作为新文学的先锋，周作人先生在《人的文学》中言辞犀利地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观念”，而这也正是新文学先驱对文学及文学观批判的结论。显然，这一发现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铁屋子”里清醒的人们面对着满屋子熟睡的人，就像狂人面对着那些他认为决心要吃人的人一样，充满了不解和无奈。大部分被封建观念笼罩着的中国国民仍旧处在封闭的思想中，启蒙者们也意识到，从“从没有”到“盛行”，必定要经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当钱玄同先生以同样“清醒者”的身份劝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以唤醒更多人的时候，鲁迅反问到“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想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极其困难的，鲁迅和新文学家们就像黑暗中前行的独行者，有着高度清醒的认知性和无人可解的孤独感。“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新青年》的约稿重燃了鲁迅筹办《新生》时的启蒙之梦，他再次发现了自己，拿起手中的武器，为新的战斗呐喊。从《新生》走向《新青年》，也标志了鲁迅在思想上重新思考、重新站立，从之前的绝望和颓唐中成功走出来，加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行列中。

　　

　　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有不同性格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呐喊，或者说是自我感情的渲泄，这些不同思想感情的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的前进和阻碍。以《狂人日记》为例：

　“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狂人日记》里狂人与自己假想人物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狂人站在一个看透了那些吃人的人的身份，以强烈的情绪指责、质问吃人的人。那人从满面笑容到脸“铁一般青”地辩解“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映射着当时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下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而启蒙思想的提出，于这些人来说，确实也像那些人看狂人一样的无法理解、滑稽可笑。而“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问，是对过去封建思想的质疑，也更像是启蒙思想的一个开端，先把旧思想撕开一条裂缝，再重新接纳和吸收新思想。事实上，中国封建根深蒂固的思想也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反映，而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也一直存在于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中。在鲁迅看来，国民性的问题来源于中国人对自己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欺骗”。历代史书，“涂饰太多，废话太多”，往往不能从中察觉出那些也许不可登台面的、隐藏在肮脏黑暗中的国民性的真实底细来。形成中国人“自我欺骗”习惯的，一方面是汉族文化有能够同化异族文化的优越性，且不论这一巨大的文化下存在的诸如奴性文明的弊端，但就这一历史事实，汉民族主义者便以为“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另一方面，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也使中国人对自己“天朝上国”的定位有了更多的自信。这种自以为能同化其他所有落后文化并因为外国人的赞美而沾沾自喜坚定“老调子”的想法，其实也是种奴性的体现。正如《狂人日记》里狂人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反问，对这些历史悠久的“老调子”的思考和判断，真的仅仅能通过历史发展的变迁而确定吗？于是，鲁迅以一个大众视角中狂人的形象对“老调子”提出了质疑。正是因为这些不愿被直视也从未想过要改变的国民劣根性，让那个人在面对狂人反复质疑“对么”的时候避而求其次，最终也只是以一句“这是从来如此……”为由进行无力的反驳。

　　

　　不只是这个人，在《狂人日记》里对大哥、中医等配角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对狂人看到他们避闪神色想象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明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都表现出启蒙者对大众坚信且善于“巧妙”包装封建思想的刻画和对中国普遍大众虚伪卑劣的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

　　

　　如何理解“狂人”？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总是时时害怕着，堤防着被人活生生的吃掉。或许，有病的人没病，看起来没病的人其实已经得病了。到底得病的人是谁，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处于麻木的时候，只有狂人，“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看到了封建礼教所带来的戕害，因此狂人在呐喊，企图唤醒他们。可是所有人都在用冷眼盯着他。狂人是启蒙者境况的一种映射，鲁迅把启蒙者在铁屋子里面对一屋子沉睡愚昧的人们的无奈和自嘲，用这种辛刺讽喻的手法露骨地展现出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启蒙者在当时环境下的不利境况和绝望心理。新社会脱胎于老旧的时代，狂人的使命也仍然持续着，他最好永远是不被人理解的，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老爷们，又或者懦弱麻木的奴才们，都不愿意更不可能理解或容忍这么一个打破了一切常规的奇怪家伙来，这是狂人的真正价值，像无边际长夜中点燃的一根蜡烛，微弱却持久的燃烧自我，为夜路中的旅人带来些许温暖的希望。

　　鲁迅通过狂人这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了整个中国社会，“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他看到了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吃人的本质，“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孩子是未来的希望，而狂人的最后一句“救救孩子”的呐喊，一方面表达了鲁迅对封建思想染墨中国新鲜血液的痛心，也体现了鲁迅对年轻一代青年人的寄予的期望，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也提到，“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清醒认识到启蒙思想变革的艰巨，但从这一看似消极却提及青年的话中，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鲁迅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期望新青年们能摆脱“冷气”，面对暂时冰冷的铁屋也能仍旧充满热情和信仰，期望他们能让启蒙思想能够有更好的传承和更远的发展。

　　事实上，在鲁迅作品中所出现的典型人物中，大多都能看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对启蒙环境的无奈和对启蒙工作的迫切，“铁屋子”里黑暗无光，一片沉寂，满脑迷惘，是中国人思想的停滞，也是中国前景的迷茫。改变这一现状，只能靠屋子里清醒着的几个人。他们的呐喊也许会被淹没，也许会被无视，但只要喊醒了一个人，屋子里的希望就多一分。但如何启蒙，如何让国民意识到启蒙的必要，如何让国民接受启蒙的思想，如何改造国民的魂灵，鲁迅认为，最有力的工具“当首推文艺”，向下改造。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启蒙思潮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也更离不开这些像鲁迅一样用文字敲击灵魂的战士。

编辑 姚金媛

审核 唐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