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杂文网 图书推荐 正文

文学改良之旗,猎猎飘扬
2022-11-05 15:25 杨瑷歌 

文/杨瑷歌


  约百年之前,温润如玉的胡公子高举“文学改良”之旗帜,不屑挣脱古旧文学坐标的约束,登上山巅,以一己之力开始改变中国文学之风向。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登上《新青年》杂志,犹如巨石惊起千层浪,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这幅旗帜,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精神,领陈独秀、鲁迅、众多青年学生之流。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骈体文似乎有种形式美的巨大吸引力,大受文人骚客的欢迎。一篇《滕王阁序》更是被奉为圭臬。可是流于形式的文学美却背离了文学本身,因此古文运动便将矛头直指于此。而在近代,胡适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写下《文学改良刍议》——“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陈独秀称赞其“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坦言“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他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写下了《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1918年5月,鲁迅也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这幅旗帜,曾在舆论的风雨中晃动,曾在质疑的漩涡中沉浮。新旧派之间的激烈舆论对峙,引发文学界的多次“地震”,甚至进一步引发多次政治风暴。五四运动爆发后,白话文运动进入高潮,青年学生们好似在黑暗中盼到了曙光,组织出版了众多白话文报刊,如《曙光》《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在(众人)不懈的努力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为白话文体,从1922年开始在小学全部试行白话文教学。植根中国几千年的文言文好似一日间被连根拔起,而白话文真正登上了中国教育舞台。


  今我读《文学改良刍议》,感慨万分。


  胡适先生首先就提出了“须言之有物”。所谓“物”,即为情感与思想。一篇文章,有血有肉,抽经剥骨尤有铮铮之音,才可谓真文学。作家用心用情,自然会将情感流泻于笔尖,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提升其文学价值。而思想之于情感,更像是理性之于感性,胡适认为不必”文以载思”,但若文学具有思想深度,那么“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古往今来,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真正的名著却可以在历史洪流中经受住大浪淘沙的洗礼,撕破时间的罅隙,在阅读中被唤醒,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反观清代八股文像枷锁,像牢笼,困住了一代文人的思潮,囚住了一代文学的自由。当今精准定位市场需求的商业写手们,极其擅长“海市蜃楼般的写作”,流于语言的精致感与华丽感,颇有“掉书袋”的嫌疑。因此情与思,才是文学之灵魂,才是作家言之有物的底气。


  文章二曰不摹仿古人文学者。胡适先生具有“疑古”精神,他力图构建中国白话文学史的新传统,甚至将《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统统归为白话。他从历史进化角度阐述了各个朝代在诗词歌赋方面文学创作的侧重点,并且否定他们之间的可比性。我认为各个时代的文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程度都不同,包括统治者对文化的一些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环境。文学接受的阶层、文学触角伸及的范围、文学占据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文学创作家的作品。因此随着历史年轮滚滚向前,文学当然具有进化的趋势,现今确实应该摒弃“亲古”的思想,破往日之羁绊,立今日之文学,没有必要抱有摹仿古人的心态,以防“为赋新词强师古”。


  第四、五点我觉得有共讲之处。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这让我想起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胡适称这种流毒弊害终会导致青年暮气横生、牢骚满腹,以笔为剑的志气慢慢地被磨灭殆尽,当国家处于颠沛流离之时,文学只能被一火焚尽,难道真就如此没有力量吗?这不免让我想起现在有一批青少年钟情于“青春疼痛文学”,那种青春的稚嫩、迷茫、冲动,仿佛在疼痛的悲情主义下便拥有了合理性的抒发借口。他们只是误认为感时伤秋就是成熟。第四点和第五点有内在的联系,为了渲染悲情色彩,就不免要套用文学上的套话,自诩为诗人骚客。因为我是浙江人,有关注到去年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引发轩然大波。这篇被批是佶屈聱牙之作,有华而不实之嫌疑。虽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同学的确有非常深厚的哲学、文学功底,但是如果是有意用华丽的辞藻来掩盖其内容的庸俗,这确实不值得以满分作文来做示范作用。胡适强调了文学创作应该追求“真”,提出去除陈词滥调和套话的方法——每一个人把他亲历的事物都用自己锤炼出的句子形容并描写出来。优美的套话是经不起推敲的,真正站得住脚的文学应该在千锤百炼中孕育而生。


  介于我本人阅历尚浅,只挑出来胡先生文章中比较有感触的几段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感。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年代,胡适敢于挑战强大的历史惯性,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站出来以白话文开民智,创新风。现在我们认为使用白话文是如此地自然而然,或许就可以印证那场由胡适开创的波澜壮阔的“文白之争”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这也就是我认为作为读者拜读这篇文章的意义之一。文学改良之旗帜,或许并没有像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那样激进鲜艳,但其飘扬的方向,正是文学进步的方向。


编辑 黄童

审核 方美川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