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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小说中的自我观
2020-09-15 15:21 公浩然 

文/公浩然


一、自我的本我化:欲望的失调与失控


     从人格角度出发,弗洛伊德将“我”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的追求目标各不相同——本我追求快乐,自我追求现实,超我追求完美。本我、自我、超我在一个精神状态良好的人身上应该是协调发展的,各自有所满足,和谐地拼凑成“我”的完整人格。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从人格结构组成的角度出发解释了自我,但继续追问便可以发现和谐自我构建的背后是不同欲望的满足,正如福柯所说“告诉我你的欲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你是谁”,剖析自我的过程实际就是欲望分离肉体的过程。自我与本我代表着不同的欲望追求,当自我向本我靠拢,就会造成自我的缺失,这种缺失转移到本我进一步造成了本我欲望的过分彰显。在坡的小说中,现实中被压抑的情感与欲望一一在神经症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出来,被压抑的欲望复归时进行了扭曲,畸形地操控着人。回到爱伦·坡的小说,那些神经症者主人公,在他们变得非正常和邪恶的过程中正是两类欲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控制的欲望和野蛮的欲望。那么这两种欲望仅存在于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上吗?坡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们却由真实的人性编织起来,他们被放大扭曲的欲望正是潜伏在每个人身上着尚未发作的。多数人的“正常”得益于这些欲望在道德范围内的合理发泄。当正常人的欲望无处发泄时他们内心便会感知到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如果这些冲突最终仍旧无法调和,那人要走向的无非是伤害自己或损害别人,一如坡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极其敏感,对于销毁外在的威胁有着强迫症般的执念,其结局就展现为疯狂的杀戮。阅读这类小说就是在直视这些赤裸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对它们产生畏惧。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恐怖:自我的碎片化呈现


制欲与野蛮欲是本我的邪恶复归,它们压迫着真正自我的构建,主体的内在和谐被打破转而走向四分五散。不安感愈发强烈,我们称这种神经质的体验为恐惧,而恐惧背后是主体的碎片化正是恐怖本身。主体的碎片化从自身的支离破碎开始,痉挛着蔓延,造成了主体在社会中的孤立。个体的碎片化重组指向自身更无法回避社会,这是个体社会恐惧的脱敏治疗。


     显然,神经症者身体内外承受的分离要远多于常人,若想恢复正常状态就必须完成对自己的重建,也就是再次成为“自己”。生命意味着流动,人类尤为由此,因为只要人还活着就拥有不断改变自己的机会。


     治疗首先从直视本我的欲望开始,让畸形的欲望折射出现存的病态——这使人知晓他目前的身份。但明确了“我是谁”不是代表“我”已经成为了自己,而是代表“我”已经走在了成为自己的道路上。人的开端和结局不应该被本我操控,也不应该被扭曲的欲望界定。克服恐怖的方法就是重构自我,重构自我即是成为自己,而成为自己需要的正是“卑贱”与“现实”。“卑贱”和“现实”共为开端和结局,是人生的围栏,人就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和谐的圆中。


          图片来源于网络


爱伦·坡小说中的神经症者在成为自己的途中都充满了无力感,他们无法做出改变,或被欲望支配,或成为幻象的傀儡。离开了卑贱与现实,他们绝望地等待着自己的解体。因为,人的开端和结局从来都应该是卑贱与现实,是它使你在变换的客观中始终是你。


三、社会视角的推演与社会观的重构


     上述内容从个体出发,以个体为论述对象分析了个体存在的问题与相应的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与个体密不可分的社会,我们不应该忽视从现实社会的角度对个体的解读。从社会的畸形推演个体的病态,并结构新的社会观。也只有这样才能以更宏观的视角挖掘到更深层的病根,从根本上杜绝主体的崩裂,治愈个体的虚弱。


     文化得益于启蒙运动变得崇尚理性,经济则得益于工业革命走向了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两个方面重塑了个体,一是消费,二是媒体。消费一方面蒙蔽人,一方面刺激人。它以一种永无止境的姿态引诱个体的劳动,消费无限则欲望不止,消费一手造成了人类的失落。媒体使人与人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个体生活通过媒体向大众展览。媒体繁荣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便成为“视觉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密不透风的媒体展览墙的包裹下,每个人的个人价值都成为一件展品,供大众观评。个人价值彻底摆脱了微小,被裹挟着走向了“可视”的宏大。由此,消费使欲望变得无法满足,而媒体使个人价值与名望等同;除此之外,媒体作为资本一手操控的工具,它受资本家指使不断加予人新的欲望,在这种甜蜜的意识控制背后仍是丑恶的强买强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在社会中愈演愈烈,这也促使哥特小说随着时间的积淀反而焕发出越大的活力,一代又一代作者与读者为这种黑色恐惧着迷。愈发险恶的社会中,哥特小说带给人的远不止对欲望的恐惧与忌惮,当那些神经症者的癫狂从个体身上不断体现出来时笼罩着的将是整个社会对人的压抑。这种压抑超越了时间跨越了地点,当神经症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生活方式,哥特小说启示的范围是全人类。


     众所周知,神经症带给人最大的折磨是心灵的煎熬,爱伦·坡小说中对灵魂挣扎的细腻描述贴合着现实中无数受难的心。那种恐惧、那种迷惘、那种自相矛盾,它们关照了过去,印证了现在也昭示着未来,在欲望和自我价值中迷失无所得的人在癫狂的临界点呼救。


     行动是思想最好的体现。个体需要从社会行为中寻求新的社会观,在重复的操作中使之成为自己的信仰。而这信仰便是:分辨自己所看到的,坚定自己所相信的,相信自己所做的。


     个人价值的实现应该逃离“伪循环时间”摆脱衰竭与有死性,在那些被施予的欲望外找到能够使自己被标记的追求。毫无特质、千篇一律的轨道人生让个人与社会都陷入停滞的灾难。


     人们通过凝视与思考关照自身,主体外化的形象被解构、再选择然后重组,一个清醒又和谐的人就这样诞生。


     总的来说,个人价值应该包括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超我”,卡伦·霍尼的“真实自我”和“理想化自我”。它们一部分处在“人之城”一部分处在“上帝之城”,个体一面追求“世间之爱”一面追求“博爱”。而本我即真实的自我支撑着这一切,也正靠这一切组建。



     图片来源于网络


爱伦·坡的小说像一面镜子,它作为反面教材出现又让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人被欲望夹挟着前进,在寻求个人价值的道路上陷入迷惘。无数人在迷茫中受尽撕扯,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丢掉了自我和现实被蹂躏着完成解体,直至完全虚弱。恐惧便在此时趁虚而入。人不再自发主动地行动,而一脚踏入了“使行动”的圈套,一个边缘人或一个正在承受折磨灵魂的自救应该是不断寻回自己的过程。他一脚踏进社会,将通过凝视与行动,在或痛苦或快乐的时刻完成属于自己的一生。


编辑 田静怡

审核 甘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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