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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寓言和童话故事的源头看中国比较文学 ——评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2022-10-27 15:04 胡文航 

文/胡文航


  内容摘要:季羡林先生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以民间文学为基础,探讨流传于中外各国的寓言、童话与印度民间故事的关系。究其源头,先生认为此种种寓言和童话的故乡多为印度。可见,印度民间故事乃至印度文学具备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得益于印度人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使得其能大限度的突破幻想的障碍。基于此,先生花重笔头述及中印文化的密切关系,对中国当时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后世的比较文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引言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位重要的先驱者。早年他就写出了《〈列子〉与佛典》一文,深受胡适和陈寅恪先生的褒扬。解放后,先生继续耕耘,翻译了印度民间文学名著《五卷书》和《罗摩衍那》,写出了大量学术文章,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改革开放后,先生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又对我国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作了深入思考。因该学期有幸接触比较文学,又想一睹大家风采,笔者选取了季羡林先生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书评的阅读对象。原本以为此书是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未曾想,先生在论及学术的同时也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享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


一、民间故事的源流及其研究价值
  书中大量引用了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民间的寓言、童话,作为此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如《一个故事的演变》,谈及吴兴韦居安所著《梅涧诗话》,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此二者所言故事与《五卷书》中所记载的故事极为相似。柳宗元的《黔之驴》所言故事与出自印度的寓言集《五卷书》《嘉言集》中所载故事也颇为相似。又如《五卷书》,被译成外文作品的数量仅次于耶稣教的《新约》和《旧约》。德国格林兄弟的童话集以及欧洲中世纪的故事集《罗马世纪》里面的不少故事都可以在《五卷书》里找见原型,“甚至在黑人之间流行的寓言和童话里也有《五卷书》的痕迹”[1]。诸如此种印证,还见于《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猫名”寓言的演变》《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篇章,此处不再累述。


  并非是说,在印度寓言中显见极其相似的故事,就可以断定他国的民间故事源头为印度。季羡林先生从时间刻度出发,论及《五卷书》概成书于纪元后三四世纪,且再证以中印以及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主动或者被动的互通有无的关系。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这些来自于印度的寓言和童话故事经过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吸收接受国的文化养料,而后扎根于本土。鲁迅先生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及:“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2]这其间便也可做个例证。


  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密切难分,作为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寓言和童话故事自然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在文学史上,新文学的产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往往来自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民族的智慧,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于此,民间故事的重要价值也可见一斑了。


二、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相得益彰
  19世纪中叶,梵文学者本发伊发表了名著《五卷书:印度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此间,有德文译文、长篇导论和详尽的注释。于是,一门新的学科: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产生。可以说“没有比较文学,则民间文学的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内容也将受到限制”[1]。


  此书中《“猫名”寓言的演变》《<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篇章中可供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诸多文化现象皆是建立在民间故事上的。单纯的做民间文学的研究,无非是广泛而大量的搜集流传于民间的寓言和童话故事,这样的研究趋向于浅显和表面,不会深一步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东西。而要做比较文学的研究,则需要大量的材料作为基础。


三、中印文化关系及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影响
  历史上,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颇多。印度以一种比较单纯的文化关系与中国进行单纯而长时间的交流。


  宗教方面:佛教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中国本土的道教受到佛教的影响颇深。随着佛教的输入,中国人震惊于佛教哲学的深奥、幻想的丰富。道教在遭受冲击后不断谋求生存之道,甚至在最后与佛教相融,吸收大量佛教的真经和奥义。哲学方面:宗教与哲学自古难分,佛教入中国后,对程朱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即使程子和朱子极力维护道统,拼命的摒除异端,但是他们的哲学并未完全脱离佛家。文学方面:印度文学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大量民间的寓言和童话故事随着经济贸易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传入中国,使得中国文学存在大量印度文学的影子,例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并不是国产的猴王,他的前身极有可能是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哈奴曼。又如唐人的短片小说,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枕中记》,沈亚之的《秦梦记》中皆杂入了许多印度文学的成分。医学方面:许多中国人自称的“国医”的来源也多半是印度。譬如《隋书.经籍志》中的《龙树菩萨药方》三卷、《西域诛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等,皆源于印度。语言方面: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文的句法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最明显的便是字汇方面。例如:佛、菩萨、阿门等。雕塑方面:中国佛像的雕塑也能看出犍陀罗艺术的痕迹。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条件大为优越,我们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影响了周边的国家,而中国也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吸取了不少的优秀文化。这样的文化交流不仅密切两国人民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两个民族心灵的沟通,还有益于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建立巨大的资料宝库。


四、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建议
  对比较文学的态度须重视起来,立足自身而放眼海外。对于研究直接影响和研究平行发展,季羡林先生主张矫正两种学派的弊端而柔和二者的长处,去其偏颇,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来。既要重视直接影响研究中实打实的搜集资料,又要在平行研究中深入探索,细致分析,瞻前顾后,明确因果,然后才从其中抽绎出结论。此外,先生认为比较文学尚存不足,但不存在所谓的危机问题。对于范围问题,先生则主张为比较文学划分一个明确的界限,明确的范围,使得比较文学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学科。而对于比较文学的目的或作用,先生认为不要怕别人议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此外,先生主张使用新名词;文学先是民族而后世界;在中国和印度,民族文学之间可以且应该进行平行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最后,季老先生劝诫从事比较文学的年轻学者,应该”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再难一点,越看得难,就越有好处”[1]。


五、余论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以大量的民间故事为基础,考证中外各国各民族流传的寓言和童话故事的来源,从而导出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密切的联系,也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最为重要的是季羡林先生提倡“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等主张”[3],“十分强调比较文学要立足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3]。这无疑是丰富和扩大了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理论范畴与研究实践,对中国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意义。


  不过此书的研究中也存在对一些论述不能论证的问题,只提出观点,并未例证。例如《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一篇中,先生认为“鹤与狼”的故事源于印度,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又如《<列子>与佛典》一篇中,认为《列子》为一部彻头彻尾的伪书,但是还是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证成这个假设。此外,由于该书为数十篇短文集合而成,每篇文章在独立之中又存在不少赘述和复述的现象。但是,这些皆瑕不掩瑜,季老先生的此书无疑是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意义的大作。


  笔者认为,比较文学的发展还应关注“边界移动”从而凸显学科开放性,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和扩展,北京大学教授张华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早已跨越了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阶段,形成了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整体趋势。“实际上世界民间故事如同海洋般宽广深厚,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还有着无限广大空间”。[4]此外,比较文学的发展还须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断更新,尽管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还年轻,势头还很足,在未来,仍需要顺应时代而发展,吸收新论文,新的思想,拓宽领域,提升高度,增加深度,打破“西方话语中心”,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六、结语
  零六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对先生这样评价“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无疑是开拓者,先驱者。他的著述彰显着他独特的学术研究视野以及学术原则,体现出他对中国未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浓厚情怀和坚定信心。


[注释]
[1]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孟昭毅.中国比较文学泰斗季羡林——季羡林比较文学思想论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56-63.
[4]刘守华.季羡林和比较故事学研究——读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J].世界文学评论[1],2008(02):303-305.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二、期刊论文
[1]孟昭毅.中国比较文学泰斗季羡林——季羡林比较文学思想论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56-63.
[2]刘守华.季羡林和比较故事学研究——读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J].世界文学评论,2008(02):303-305.


编辑 王莉丹

审核 游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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