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新蕊

　　情节概要：2022年初，湖北的小城宜都，一个庞大的家庭连结在一起，共同度过与外界隔离的十四天。十四天里，子书和姐夫逃回了武汉、子建博士论文没过面临毕不了业的困局、圆圆的梦想随着子建毕不了业而破灭，于是想和子建离婚，子夏和又又爸爸不只是离婚，还捅了人坐了牢……一系列的荒诞故事发生在了这隔离的十四天里，看似和睦的结局却沾染着沉重和私利。

　　姚鄂梅的新作《十四天》是一部以文学的路径对新冠疫情作出回应的中国作品。在疫情最初爆发的2020年，湖北的小城宜都，多个小家庭在亲情的连结下组成一个大家庭，十四天里，与外界的隔离、日日相对的家庭距离，每个人不曾袒露的遭遇都被疫情放大、再放大……疫情之下，时代正在发生什么？文学是什么？家庭又是什么？都是《十四天》引导我们的思考命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与回应。

图一　封城下的武汉（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学是终极考验下人类能够给予的历史回应。正如姚鄂梅在采访中所提到的，虽然《十四天》主题是写疫情，但它并不是一个应景式的写作。“疾病、灾难、战争，一直都是人类的终极考验，每一代人至少经历一次，这样的考验始终都是文学的母题。”的确，疾病、灾难、战争是人类永恒的、虚无的、挥之不去的梦魇般的存在，而回到在文学的立足点上，文学能够给出什么回应，也是一直考验作家的历史使命的问题。就较受到关注的作品来看，加缪的《鼠疫》、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都是思想性和人文性兼具的优秀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完成度也很高，确实是难得的佳作。《十四天》，这部回应新冠疫情考验的作品，通过舞台剧般的设计、复杂的家庭关系的连结、人与人、人与外界的“隔离”，在漫长又短促的十四天里，将人性的冲撞与磨合在蓝白房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在《十四天》的故事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痕迹，也能看得到当时代性的考验来临时的复杂的、多面的人性。

图二　作家姚鄂梅（图片来源于网络）

　　姚鄂梅在采访里谈过，她的文学之“井”就是她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了当代人身上的特性——永远在路上，没有足够的归属感。由此引导她选择家庭这一日常观念里归属感最强的载体作为切入点。姚鄂梅从家庭出发，从作家的视角把此时此刻这个时代发生的变迁展现在《十四天》里。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得到从“农转非”到“非转农”中户籍的时代变化；看得到当代年轻人从工作到读研的不同选择；看得到互联网对家庭亲情的异化；也看到家庭与家庭在儿女婚姻连结下的融合问题。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的种种文化现象，让我们观照时代，也观照自身。

图三　封城下的武汉（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与“小”是《十四天》里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立观照面。故事的一开始是一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文至中段，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隔离中分化成几个考量自己利益的小家庭，在一场场家庭闹剧后，最后又走向了大家庭与大情感。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意识到，只有照顾过彼此、温暖过彼此，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大”与“小”在家庭的范畴里其实从来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选择。相比姚鄂梅的其他家庭题材的作品结局的刻薄与阴暗，《十四天》是有一定的大合欢结局倾向的，带着一种温暖与明亮的色彩。姚鄂梅也表达说，这种温暖与明亮应该是独属于《十四天》的，如果这种温暖与明亮降低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她也认可，毕竟对她来说，《十四天》是一次另类的写作，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纪念品。

　　《十四天》作为一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现实意义。当然，它也有缺点，比如上文提到的“大合欢”结局影响到作品思想性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它仍是一部映照时代、关注家庭的优质作品。在姚鄂梅看来，家让人归心似箭，又终生都在梦想着逃离。在疫情的大环境下，她选择“家庭”这个角度，试图袒露作为创作者的真实的心境和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故事里的人物，是你、是我、亦是他，而那时代的变化，正是我们真真切切正在经历的。人性本就复杂，时代正在变化，而《十四天》给出的回应，则需要我们每个人深入去探究与找寻属于自己的答案。

编辑　雷洁

审核　方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