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薇

　　被称作“中国的百年孤独”的《一句顶一万句》，自问世以来就获得广大关注。在皮波舜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中，他提到这是一部自五四以来从百姓真正的孤独体验出发，体恤众生孤独的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

　　这部小说直面人的精神困境，意在通过以杨百顺为主要人物的一百多位平凡的人民的命运，为人们提供关于孤独与命运的思考机会。关于《一句顶一万句》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都绕不开“孤独”这个词，都围绕人类生存困境展开，研究者们特别就中国传统地域上蔓延生长，祖祖辈辈都遭受的孤独体验展开了深刻和广博的思考，称这部小说反映的孤独为“中国式孤独”。

　　但是笔者认为，在庞大的孤独体验中，也有一些温情所在，比如杨百顺与养女巧玲（曹青娥）之间互相温暖的故事。此外在浩浩荡荡的一百多位人物群像的研究挖掘中，杨百顺作为主角被提及甚多，但是描写平凡人的小说中小人物书写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老汪，老詹。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以及《手机》与《我叫刘跃进》等“小人物”系列小说的说理艺术，被研究者们称作“中国式说理”，讲事情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前因后果，第三人称纵览全局却以平视的目光娓娓道来，把道理放到你的面前，企图让读者以自身视角带入故事情节并体会其中的道理。这部讲“说话”的小说也因其独特的“一万句顶一句”的细致描写艺术获得关注，学者们就“说话”这一主题提出众多主张。众多学者阐释小说“出走与回归”的情节模式，以及提出小说贯行“绕”的叙述策略等观点。

　　总的来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情节结构技巧，写作策略与风格，主旨探寻都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在孤独主旨下的温情书写与具体小人物分析也值得我们关注。同时，贯穿全文的暗线《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传统家庭束缚的代名词，给了杨百顺，老汪等人物命运的枷锁，在与世界周旋的人生中遭遇具有普适价值的孤独与坎坷，也让我们不禁思考：西方信仰神的文化为何反而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从而让人们获得内在的精神力量，而中国传统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与西方与神对话的思维习惯相比，中国与人对话的文化却充满现实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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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灰暗中的一点亮色：短暂存在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作中国的“百年孤独”已为大多人所接受，但是在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导演牟森那里却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提出，这部小说讲的是寂寞，而不是孤独的半生，就能看到“说不着话”始终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在孤独奋力激起的迷雾中，这些孤独的人也曾有过短暂的温暖。在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变成了杨摩西，又变成了吴摩西，中国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社会心理传统在这里形同无物，杨百顺在改变自我姓名的同时也将父亲，兄弟的家庭联系割断，将传统的家族与家庭弃之脑后。这时他还没有走出延津，但是他离开了家庭，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出走”。在落入吴香香的婚姻骗局之后，他却意外收获了第一个“说得着”的人：养女巧玲。怕黑的巧玲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杨百顺，在黑夜里独自前行：

　　“吴摩西突然想起什么：‘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巧玲哭了：‘我想你了。明天该去白家庄拉面了。’吴摩西潸然泪下。起身，拉起巧玲的手，重回了馒头铺。”

　　这是吴摩西，也就是杨百顺，在离开杨家庄后第一次因感动流泪，在前面无论是因为师母失去杀猪的谋生生意，还是在染坊受尽欺压最终还因一只猴子再次无家可归，他流的泪都是苦的，是被生活欺压的无声反抗。直到怕黑的养女巧玲，为了找回离家的吴摩西，一个人在黑夜行走，他终于潸然泪下。与老高出逃的吴香香说“巧玲给你留下，一是出门在外，不想让她受苦，而是她跟你说得着，跟我说不着”。吴香香跟与她说得着的老高走了，把跟吴摩西说得着的巧玲留下了。“巧玲也心领神会，一个五岁的孩子，与吴摩西同谋，装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吴摩西漂泊一生的日子在此时有了巧玲，有了不可多得的温情。经历过杀猪，染布，破竹子，挑水，种菜，杨百顺遇到的人没有能说得着的，在一个五岁的孩子这里却能够说得着，孩子的纯真与善良与吴摩西内心深处的善良是契合的。只是在刘震云的笔下，杨百顺的人生不能有太多的温暖，有太多能说得着的时候，命运的安排下巧玲被同住旅店的老尤拐卖，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在找不到巧玲之后，悲痛出走他乡。也契合了小说悲凉命运的基调与背景。

 　　小说中能“说得着”的人不多，特别是在几位重要的主要表现人物身上。巧玲和杨百顺，牛百慧与曹青娥，都是将具有纯真心灵的孩子和大人之间难得的“说得着”。而大人与大人之间时而缺失的互相信任和难以预料的人心则是站在前者的对立面。不难发现后者确实更贴近生活，更真实，但是巧玲和牛百慧的存在似乎是刘震云故意设计的一个讽刺形象，加强了讽刺效果。

　　除了杨百顺和巧玲之间的温情，还有剃头的老裴对离家的杨百顺的搭救，还有杨百顺救了被逃出家门的来喜，牧师老詹收留无家可归的杨百顺并教他做人的道理。总之温情也在角落蔓延，特别是落难时期的各自搭救，也是寒夜里的一些火光，就像杨百顺一样，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要为别人撑伞，所以他带雪夜流落在外的来喜吃了老裴带他吃的烩面，善良与温情关怀一直存在，一直传递，只是在庞大的孤独阴影和悲凉的命运基调之中被遮挡了。而这种温暖与大部分的悲凉构成了真实的平凡的生活与小人物群像的书写，贴近生活本身，俯身于生命的大地上，企图给小说的人物和读者们一些光亮，而这光亮值得我们去关注。

二．出走还是回归：小人物的献身范本

　　在上部《出延津记》的结尾，从杨百顺改名的吴摩西出走宝鸡，既是对寻找养女巧玲灰心，也是对自己所到过的地方伤心，教过他的老师老汪离开故乡，出走宝鸡也是他的范本与榜样。如果从“一句”还是“一万句”的标准来划分小说的人物性格特征，老汪绝对是划分到“一句话”的阵营里。小说通过他教书诚恳但死板，说话略有结巴的描写塑造出一个老实，传统但正直善良的读书人形象。在几乎全是平白质朴的文本中，在关于老汪的情节之中却一直有《论语》“有朋自远方来”的儒雅的文学特色。老汪也一直没有说得着话的人，唯一能让老汪感到温暖和朝气的女儿灯盏，却死于溺水，恰好与吴摩西丢了养女巧玲一样，都失去了能够与之说话与倾诉的女儿。孤独群像塑造中老汪成为第一个出走的人，这无疑成为吴摩西离开延津，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的重要推力。作为小说中唯一一个读书人，老汪的孤独与寂寞通过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小说描写老汪有一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常常一个人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他深受无处话凄凉的苦闷，只能通过这一点自我排解与消遣的方式来维系生活下去的信心。这大拽步走去的气势带走的只是老汪难以言说的孤寂，初一十五习惯性的“乱走”可以窥见最平凡百姓心中的苦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样的日子压弯了祖辈的脊梁，从呱呱坠地到身入黄土。“缘溪竹，忘路之远近”，这是老汪对抗这祖辈相传的孤寂的方式，直到女儿灯盏的死让他大哭，然后他出走。他的出走为后文吴摩西的出走，牛爱国的寻找埋下了伏笔，使全文情节发展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增强了文章艺术特色。

 　　刘震云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写的好像是现实，但作品体现出来的意蕴却是魔幻的”。牧师老詹传教几十年，发展八个信徒，喝了黄河水眼睛都从蓝色变成了黄色，没有教堂就住在破庙里，每天都给菩萨上香说“菩萨啊，再让我发展几个信徒吧”。幽默的文字背后深深刻着残酷的现实，牧师老詹传教几十年，传教成果甚微依然不停奔走黄河大地上，劝人信主。他从遥远的意大利来，最后长眠在黄土大地上，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让他能够一直坚持在这片不信主的土地上奔走的信仰，不仅仅只有他信仰的主，还有他走出意大利，家人对他在中国传教的骄傲，他“出走”了，却没有“回归”。老詹把传教的地方当作安身立命之地，尽管传教事业没有得到发展，但他已尽努力，心灵归于他所信仰的主。他常对吴摩西说，你要明白自己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一深刻的发问不仅贯穿吴摩西也就是杨百顺的一生，还贯穿在老汪，杨百利，曹青娥，乃至牛爱国等一百多位人物的一生，还贯穿生活在慢慢长夜里的“中国式孤独”的祖辈们一生。吴摩西在最后出走之前，在火车站里他想起了牧师老詹，想起了“自己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最后他对别人说他叫罗长礼，他小时候的偶像，能够把喊丧喊出惊动天地的罗长礼。在历经无家可归，

　　失去女儿后的杨百顺彻底改换姓名，“出走”了，却没有“回归”。

三．《论语》vs《圣经》：所信仰的是人还是神

在皮波舜为《一句顶一万句》所作的序言中，曾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极端注重儒家传统与现实，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人心难测与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之中。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有显著表现。如果用《论语》指代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圣经》则是与之相对的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生活在黄土大地上，骨子里的儒家伦理体现对人本身的重视，但是越过注重这种因素，反而让人们陷入孤独的境地。而西方文化心理相比于中国，最大的影响在于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反，西方神的无处不在，让人们事实上更注重自我精神力量。在人们面对一切困难时信仰的主，内化成精神激励与自我信仰，得到自我愉悦的价值，摆脱桎梏。

四.孤独体验-游走千年的心理黯殇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是李煜离乡去国的哀愁，动人心弦；“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柳宗元仕途失意，被贬永州的孤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李清照失去所爱之人后长夜难眠，万分孤单的写照。到近现代，《围城》方鸿渐看似热闹的人生经历，其实也只是在众人之间周旋，未得一知心人，也逃不开永恒的孤独命运。几千年的民族发展历程，恢宏与阔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变迁与融合，沧海桑田，身处其中的人作为主体，辛勤劳动，孤独却像影子一样时刻伴随着每一个人。

　　刘震云在接受南方周末的一篇采访里提到：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酒桌上是这样，说黄色笑话，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都是笑语欢声，但他剩一个个体的时候，他在街头蹲着，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这种忧郁的种子在时间稍微长了的时候长成一棵树，这棵树就不叫忧郁了，叫孤独。刘震云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孤独描述得极为生动，而这棵忧郁长成的孤独之树下，大多数人们倾向的，都是一个字“忍”。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在追求谋生职业，爱情，亲情的道路上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被命运玩弄的经历让他让他不止一次说出：“不杀人，就放火”，而几次拿起刀来，都无可奈何地放下。忍耐成为千千万万个杨百顺的被迫选择，忍耐几乎成为了一种民族的压抑的内在性格。不难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几乎是根源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是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儒家伦理，经过历史的更迭，发展到宋明理学的阶段，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压抑人的个性，民族心理中形成一种保守的因素。

　　《一句顶一万句》中极少见“孤独”二字，但是朴素平常的字字句句却透出悲凉来。“一句”顶不顶得了“一万句”，没有办法可循，文中的人物交往告诉我们的是，“说不说得着”是一种运气，就看你有没有遇到“说得着”的人。不仅如此，“说得着”的人说不定也会在命运安排下与你渐行渐远。

编辑　雷洁　

审核　邓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