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诗焕

　　我平日极其喜欢找探索人性和社会现象的小说来阅读。一个人有限的生命里所能见到的人和事终究是太少，只有不停下阅读的脚步，才能开拓自己的认识和视野。

　　而最近阅读的一本书，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信》，让我读罢久久不能平静。阅读之前，我以为与东野圭吾的其他小说一样，在一件件命案中拨云见日，在身边看起来最普通的人中找寻真凶。合卷之时，才惊觉自己陷入的是一场人性的认知与斗争，社会的鞭笞与教育。有悬疑推理作家的名头在身，在阅读东野圭吾的小说时我们出于惯性会跟着他的文字一步一步地拨开迷雾找寻真相，然而当一切真相大白于天下，当凶手被绳之以法，真的就是一个事件的最终章吗？

　

　　一部优秀的小说，并不只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故事只是一切情感和社会现象浓缩的载体。《信》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草率结束，不以凶手绳之以法为一切的落幕。凶手身陷囹圄，痛苦不仅不会结束，反而会加倍的以其他方式伤害着凶手以及他的家属、受害人以及受害人家属。

《信》一开头便从一对普通的兄弟俩中的哥哥的视角开始叙述。序中的第一句话——“盯上这户人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便将案件的嫌疑人暴露得彻彻底底。众所周知，东野圭吾是一位擅长以对话、神态动作和心理全方位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推理小说家。书中人物的每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让人不禁细细琢磨此人是凶手的可信程度，而真相大白时多数是最意想不到的那个人犯下种种罪行。《信》的序章便如此开头，让人不禁脑内浮想联翩，只想继续看下去，看看这回东野圭吾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个案件往后会不会有巨大惊人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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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加出乎意料地，仅仅是一个序章，便将这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案件交代的一清二楚。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对在父母死后相依为命的兄弟，哥哥武岛刚志，为了筹备弟弟直贵的学费，在身体情况恶化不能通过正常劳动获取报酬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犯罪杀人。刚志在一开始的描写中，对自己要去盗窃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不动摇。而在一路到达作案目标门口的那几秒钟里，他的内心也经历了从自问、挣扎到侥幸的转变：

“——真做这事儿好吗？

——当然不好，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只能从别人手里抢点儿了。要那样做，只能从有钱人家抢。

——要是被抓住怎么办呢？

——不，没有被抓住的道理。在这家里住的只是那位老太太，要是被发现了赶紧跑掉就是了。对方不会追上的，不会被轻易抓住的。”

　　一连串的心理活动中可以看出，刚志在凭借着自我安慰极力克服要进行偷窃时的紧张。他不是没有想过做这件事情的后果，而是怀揣着侥幸的心理一步步走向深渊。

　　戏剧化是《信》中东野圭吾所存不多的写作特点——从刚志来到实施犯罪的地点门口开始，东野圭吾用了大篇幅仔细描写了刚志的所见所感。房间的布局、物品的摆放，各种细节都被描写得清清楚楚，在读者脑中构建出具体的画面。在刚志拿到钱物以后，这样大篇幅的描写中微小的细节之处埋下的伏笔便显露了出来——刚志想起了客厅桌子上的糖炒栗子。

　　当我跟随着东野圭吾的笔触走进刚志关于糖炒栗子的回忆时，刚志的人物形象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更加完整的塑造：刚志的记忆中，弟弟直贵最爱吃的就是糖炒栗子，小时候家中经济拮据，偶尔能吃得到糖炒栗子直贵便会十分开心。

　　正是这段在下文中被证实是错误的回忆，诱发了这场偷窃罪的升级。刚志临出门前，返回客厅去想要取糖炒栗子时，被屋主发现。在制止屋主喊叫呼救的过程中，无比慌乱的刚志失手杀死了年迈的屋主。浑浑噩噩地逃出去不远，很快便人赃俱获。

　　至此，一件入室盗窃案变为入室抢劫杀人案，犯罪行为的恶劣性质忽地拔高。序章也在刚志被捕之时结束了。

　　初章便拉开了后续所有痛苦的序幕。没有意外地，直贵失去了考入大学的各种条件以及资格，曾经十分要好的同学，在出事后他第一次回学校时，除却低声的、仪式性的问候，也再说不出什么来。至于其他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明明知道直贵的存在，却都仿佛约好了一起似的忽略掉了。回到出租屋后，也被房屋中介敲开家门询问搬家的事宜。一开始的直贵没有意识到自己社会身份的转变，仍自疑惑为何要从公寓中搬走。

　　“为什么？你哥哥不是出了那样的事吗。”

　　哥哥犯罪了，弟弟就一定要从公寓中搬走吗？直贵内心的疑问让读到此处的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审视这本小说的主题。而直贵也意识到，即使没发生犯罪那样恶劣的事情，他独自一人的经济能力也不足以支付房租。房屋中介在离开时也说道：“一个人住这样的房子有些大了吧？今后可就你一个人了。”“一个人住是有些大了，而且过于痛苦。”这只是直贵往后人生中种种困难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头。

　　直贵在看守所中与哥哥见了出事以后的第一面。直贵的不理解，刚志的忏悔构成了这次见面的基调。从看守所离开，直贵忽然想起了受害者。出于内疚，想要去参加受害者的葬礼并诚挚的道歉，希望减轻受害者家属的伤痛，也盼望自己的做法能够多多少少为监狱中的哥哥赎去一些罪孽。然而当真正走到受害者家门前，看到受害者家属憔悴的模样时——直贵落荒而逃了。

　　在书的后半部分，直贵克服了内心的不安，带着慰问品去受害者家属中正式拜访时，遭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拒绝。此时的直贵才刚得知，这些年来哥哥刚志一直不断地向受害者家中寄去道歉信。而出乎意料的是，受害者家属并不接受这样的道歉：“他悔恨自己的过失能够理解。但是不管怎么道歉、反省，母亲被杀的遗憾也不能消除。”

　　是的，也许对于罪犯的家人来说，道歉和慰问能够使他们的内心得到救赎，得到罪孽减轻的感觉。但是时隔几年，突然的到访和旧事重提，无异于重新揭开了受害者失去家人的痛苦的伤疤，并在上面撒了把盐。

受害者家属的拒绝，也是直贵的痛苦。

　　直贵在哥哥入狱后各种被歧视和四处碰壁的遭遇也是由“信”展开的。我国古代常用“诗眼”来指称一首诗中最精炼传神的一个字；既然如此，一部小说中最精彩传神的一个字，则可以称之为“文眼”。而就《信》来说，它的文眼毋庸置疑便是一个“信”字。

　　信是连缀全书的重要情节、制造波动和转折的道具。直贵的几乎每一次人生嬗变，都因缘际会来自于一封书信的催化。

　　首先，正是刚志的第一封信，告诉了直贵他的杀人罪行以及犯罪动机和细节。如果不是哥哥有着“长兄如父”的传统观念和自己有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抚养直贵读完大学的义务，他就不会将受害者加作为最理想的行窃目标。而若非刚志对于弟弟喜欢吃糖炒栗子的错误回忆，他也不会重返犯罪现场，犯下那一连串的错误，撩拨起延荡一生悲剧宿命的涟漪。对于刚志来说，弟弟就是整个世界；而信纸作为了解这个世界变化的唯一自由出口，成了其传达心意的管道，监狱中不断寄出的一封封家书承载了他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小小希望。但是，他的这种亲情表达，却反而造成了弟弟的苦恼，一个痴狂的亲情动机和无奈的记忆错误之后，直贵不得不面对开始逆转和崩坏的人生。直贵高中毕业后辗转各处谋生，在一开始的按部就班之后，被身边的人知道是“杀人犯的弟弟”，便会遭受来自各种人的不同程度的疏远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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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受挫的直贵于是开始了逃避。先是一声不响地搬家，以逃避哥哥刚志狱中寄来的信，再到换工作，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没有哥哥的阴影笼罩的新的人生。当他觉得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甚至交了一个十分不错的女朋友时，命运的齿轮又开始加速了转动。同租的室友发现了刚志以前写给直贵的书信，看到寄出的地址是监狱并且与直贵同姓，于是对直贵杜撰和刻意隐瞒过的经历表示了质疑，被激怒的直贵也与之大打出手。上流社会的女朋友朝美的父母也因为看到了刚志寄来的信而极力反对两人的交往，对直贵的态度也骤然降温。可以说，正是刚志的信，直接缔造了直贵的爱情幻灭。

　　对服刑者以及家人来说，信已经不再是感情的结点、希望的延续了，它将昭告无止尽的“歧视罚”的完全启动，并以最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毁直贵苦心经营的人际桥梁与爱情大厦，撕碎偏离轨道的美好蓝图，不断鞭笞着仅存的情感与人性。

“歧视是理所应当的。”这是书中直贵的老板平野所说的话。

　　在阅读《信》的过程中，我曾反复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过歧视别人的经历呢？答案是肯定的。除非是百年一遇的圣人，否则应该和我一样吧。所歧视的对象，可能不是“加害人的家属”这类接触机会不太多的特殊人群，但至少也会是以下弱势群体当中的一种吧：下岗职工，无业游民，乞讨者，残疾人，犯罪嫌疑人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或特殊传染疾病患者……还需要再罗列吗？这样的歧视对象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说，歧视无处不在，它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行为。所以《信》中直贵身边的人们一旦得知刚志的事情，反应便会像直贵工作的餐馆店长一样，“很快地就垒出一堵墙，只是不同的人垒出的墙壁有厚有薄而已”。有时候即使很难说达到可以称为“歧视”的那种严重程度，但至少区别于以平常心看待的所谓“偏见”也还是有的吧。

　　所谓偏见，就是不平等看待，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私本性。这里的不平等看待，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的态度平衡缺失，而总是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除非不同的立场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一般情况下，人都是首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会力图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量，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是不可能的，由己及人是必然的思维定势，偏见遂自然而生。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其家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相信和质疑，进而认为嫌疑人是无辜的，并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措辞来验证自己的这种“偏见”，《信》中直贵在听闻刚志杀人的消息之初产生了虚幻感、与现实脱线，《刃》中少年犯的母亲偏执地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触犯奸杀少女这样的大罪，皆缘于此。而其他人的第一反应则往往是盲目相信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主观上便完全认定嫌疑人就是罪犯、理应得到惩处，虽然不时也有些理智的声音指出“他们的家属也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真的这么看。《信》中的仓田、寺尾和白石，先后给予了直贵亲近感，并非他们是目光高出传统偏见的圣人，而是其各自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等因素所诱发的态度逆向，使得三人对无辜受殃的直贵抱持着好感。然则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其稀罕的，一般的人若能做到如大胡子店长一般，虽不伸出援手、但却愿意送上祝福，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样看来，直贵的人生也并不是没有未来，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我觉得那些因为家人犯了重罪而始终得不到任何人平等对待、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人，肯定是存在于世的，以他们的立场来反观《信》的男主角，或许不会觉得囹圄内外的两兄弟有多么可怜吧。

　　我们说，当不同的偏见各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发展成为不同的歧视。每个人都有歧视他人的行为，不过表现在不同的领域里，其轻重程度也各不相同。由于通常的偏见和歧视不具备明显和激烈的利害性，很难为当事人所自我觉悟，大概也只有非自然的突发严重事件，才能凸显“歧视早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吧。东野圭吾通过《信》告诉了我们关于歧视的两个“真理”：一、歧视是本来存在且威力巨大的；二、歧视是理所当然的必需存在。对直贵来说，哥哥的犯行只是一个契机，它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将世间所有不和谐的灾厄音符释放出来，在自己的心头奏起，社会上的歧视原来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更是无远弗届、永无休止的。他因此不得不放弃了梦想、丢掉了工作、失去了恋人，却仍然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而当平野社长以仿佛在谈论天气一般的寻常口吻对他说：“歧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对你区别对待，这也是为了让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亲属也会痛苦。”他方始顿悟，原来“自己现在的苦难，正是对刚志所犯罪行作出惩罚的一部分。犯罪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时也抹杀了自己亲属在社会上的存在。为了显示这种客观事实，也需要存在歧视。”

　　其实，不妨试着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歧视”这种漠然的轻视姿态，又何尝不能是追求公平的方式呢？偏见可能只是下意识的，但歧视就多少带有着一些主观故意的味道了，而且这种主观故意甚或有着相当冠冕堂皇和正气凛然的理由，就是通过群体性的歧视，将受害人及其家属因严重的罪愆所承受的痛苦，转嫁至加害人及其家属的身上，以显示公平正义的力量。有罪必有罚，且罚的加重率应远高于罪的加重率；亦即，对于杀人这样的罪大恶极行为，其代价必须是探触到社会道德伦理最深处的身心双重刑罚，这时就不得不用到“歧视罚”。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在小说末尾，直贵赫然发现这种惩罚甚至会波及尚在成长中的女儿，于是最终不惜与哥哥断绝血脉联系，以逃脱充斥歧视的世界，从而获得自己的新生。揭示看似轻、实则重的“歧视罚”之存在及其合理性，《信》这本书的主题兴许就是如此吧。

编辑 王莉丹

审核 唐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