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迎

　　比较文学有如下的定义：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而形象学的定义则是：它是一门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的学科。比较文学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属于其中的新兴学科。其研究意义不在于帮助我们鉴别真伪，而在于研究此类形象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又是如何生存的。

一，内容简介
　　孟华先生所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一共收录了13篇欧洲比较文学 学者所著的有关形象学研究的论文，其中有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有具体实例的研究，这是这本书选目的其中一个原则；另一个原则则是对形象研究要有对其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的勾勒，以便读者了解它们是如何演变发展的，但同时又要突显当代理论以及方法论的特点。就这两个原则来说，此书的选目可以称得上极不错了。但就理论与实例比重来说，仍然避免不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占比比实例研究大的缺陷。且因为形象学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德、法等国兴起、快速发展，其相关研究往往以大量西方不甚出名的文学作品作为对象，其中大多数进行实例研究的论文不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理解，所以《比较文学形象学》收录的13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法国博士米丽娜·德特利的《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比较易于让中国读者进行阅读与理解，这是一处遗憾。

二，米丽娜·德特利的《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法国学者米丽娜·德特利在这篇论文中，以第一次鸦片战争①1840年为分割线，大致将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描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世纪末闭关锁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阶段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0年。她的研究重心在相关史料更为全面丰富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篇论文中，米丽娜查证了许多西方人的作品，举例了如德保的《关于中国人和埃及人的哲学研究》①原文名为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Egyptiens Ethan les Chinois，修道院长格罗吉艾的《中国志》①原文名为Description de la Chine，说明了在第一阶段时期当中，西方各国不仅有对中国的歌颂之辞，也有对中国的贬低之辞，他们对中国的判断还处于模糊状态，没有最终定型。而他们由于缺乏直接的见证，只能凭借一些于欧洲流行的中国风格的物件，诸如屏风、瓷器、漆器等，来解决这个“我们仍然不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还是立宪制国家，是一个充满美德的国家还是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家”的问题。翻查当时这个阶段的西方的文艺作品，少有花大量篇幅来描写中国的，部分提到中国，或是隐射中国的作品中，也只有只言片语或零散段落有描写和暗喻。
　　米丽娜提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欧洲所流传的关于中国的神话的主题，或者说主角，是有变化的，由原先的18世纪的中国贤哲与说教者的神话，演变成19世纪的中国爱情诗人与歌手的神话。可惜的是，相比前者，后者除了几个主要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之外（比如朱蒂特·戈蒂耶及其创作的《水榭》《中国热》等），并没有得到多少额外的充实。到了19世纪后期，欧洲又兴起翻译中国诗歌的风潮，这时候两种神话的影子仍在其中。为此米丽娜举了诸如埃米尔·布雷蒙、马拉美等人模仿中国诗歌的例子，来辅助证明其说法的真实与可信度。
　　而这两种阶段中，中国诗歌中的形象变化可以在具体的实例中清晰可见。如“吊眼的中国小女人”，起先在搪瓷工人克罗迪约·博普兰创作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一诗中，是一个表现着浪漫主义的、梦幻的、理想的、美好的形象；但是当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中国小女人”由起初理想的伴侣这个形象，演变成了失去了灵魂的、纯粹提供肉欲快乐的、游于庸俗的尤物形象。“中国小女人”形象的变化影射着西方人对于中国印象的变化，米丽娜举的这个实例很易于让我们阅读与理解。
　　当然，当时既然有正面的对于中国形象的印象，也理所当然的有负面的对于中国形象的印象。一些作者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其对中国的嘲笑、贬低、蔑视的态度，诸如拜伦在《唐·璜》中塑造的“儒官”形象，达凯莱在《一个悲惨的故事》中塑造的“睿智的中国人”形象。
　　米丽娜例举对比了不同时期的同一形象、同一时期的正反形象等，将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形象的变化与发展一一剖析在我们眼前，便于读者阅读，以及从实例中清晰了解到“形象学”。

三，让-马克·莫哈的《文学形象学与神话批评》
　　马克·莫哈开篇即引用了拉利夫·德比耐《致罗吉·巴斯蒂德》中的几句话，与引文原意不同，马克·莫哈意在说明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问题，借此引出文学形象学的论述主题。
　　莫哈首先论述了文学形象学的“古老性”，例举了对这门学科发展具有奠基作用的学者费尔南·巴尔登斯贝尔格和保尔·阿扎尔，以及对此学科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让-玛丽·卡雷。形象学曾经深陷被怀疑是实证主义或百科全书主义的泥沼，但即使如此，它仍在德、法等国蓬勃发展。莫哈例举了一些研究论著，如艾田伯关于启蒙时代的中国、达尼埃尔·巴柔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形象，从不同国家的形象、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莫哈不拘泥于“形象学”的概念理论，引用了哲学中的奇异性和相异性的概念，以这两种概念来指称外国人形象研究中的自我和他者，并且首先搞清楚奇异性与相异性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莫哈进一步提出“三重考验”，引导读者认识其中的局限与不足，将外国人形象和神话之间的关系披露出来。
　　于是莫哈又将后面的论述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相异性的文学：维克多·谢阁兰”，论述游记作品中的相异性的脉络；第二部分“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外国人”，进一步分析外国人的形象；第三部分“处于寓言与神话边界的外国人”，谈论文学寓言及其中的外国人形象、神话。论述步步深入、细致地揭示出文学形象学和神话批评之间的联系和分歧，与开篇引文的分歧相呼应，论证了形象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文学中的相异性（即回答哲学疑难的作品）。异国情调的写作用三种方式回答了此哲学疑难：一为想象者欲望的诗意，最佳的例子仍是第一部分提到的代表性作品，即谢阁兰的作品；二为与社会集体想象物具像相适应的文学以及神话；三为过度的、不可名状之物促使前两种比较文学研究互相交汇。前两种写作方式保证了形象学面对神话批评的特性。而为了描述第三种的不可名状的、不可探测的东西，文学选择重新吸收神话之养分，用于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寓言和神话的边界上，形象学和神话批评的边界变得模糊、直至消失了。
　　莫哈在其中还指出了从历时性角度、共时性角度研究的必要和重要性。共时性让我们得以确定多个神话在文学体系中的单一或多重的性质，从中体会到“形象”的微妙变化与发展。最后他下了“欧洲文学中非欧洲的外国人的神话形象的演变是一个融合了形象学与神话批评的激动人心的研究计划”的结论，并期待后人对此的发展。
　　此篇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举的少数例子还是过于理论化，没有过于具体与易于理解，导致阅读、融会贯通起来仍有非常大的难度。

编辑 郑桂志

审核 郑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