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悄然

（一）创作背景

　　《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短篇小说写成于1941年初并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说集。这是丁玲在延安创作时期中的作品之一。而这一年正处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抗战第二阶段，也是最艰苦的的相持阶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提到要写“反映抗日战争和工农兵的斗争与生活”的作品，在这一要求的鼓舞下，丁玲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有评论者批评该作品没有更充分地揭示主人公贞贞对敌人的仇恨，而对群众的落后过于渲染，有更甚者将其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一同划为毒草。但这篇小说真的有如此不堪么？答案是否定的。这部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其中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的关怀，以及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更赞美了广大人民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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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贞贞形象分析

　　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思想与肉体的双重压迫，而做着为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也就是贞贞。有一部分读者简单粗暴地将贞贞定义为淫秽丑恶、不洁的形象，但这样的定论无疑是片面的甚至背离了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意图，应该客观全面地去看待这个形象的复杂性。

　　首先，从名字上看，主人公名为“贞贞”，但其身上却有着“贞”与“不贞”的二重性。从身体来看，她的身体已经被日寇玷污了，失去了贞洁。从贞贞身旁的亲人邻里眼中看来，她违背了传统封建礼教中女子必须遵守的道德观念，没有听从父母给她安排的婚事而逃出家中，想要与心上人私奔，遭到拒绝后又不幸被日寇掳去当慰安妇，还回到了家乡，这在村里人看来是缺德的事情。这两点是她“不贞”的体现。而从精神上看，贞贞为了提供最新军机，忍受病痛的折磨，在一天夜里咬着牙“走一步痛一步”来回走了三十里路，把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送回村中，对工作如此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其“贞”所在。

　　其次，从性格上看，贞贞是一个有血有肉、灵动丰满的形象。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主动追求爱情。她热烈地爱着磨房里的一个小伙计夏大宝，但因为夏大宝家境贫寒，她的父母便执意要将她许给家道厚实的西柳村的一家米铺的小老板作填房。她为了反抗这种包办婚姻，毅然决定进教堂里当修女。她对生活充满热情，乐观上进。文中对她眼睛的描写“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从她的清澈眼神里可以看出她的精神状态是坦白、没有尘垢的。“我喜欢你们那里人，南方女人都能念很多很多的书，不像咱们，我愿意跟你学”从贞贞的这一番话中可以看出她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学习的主动与积极性。而“我为什么要听她们的话”一句则体现出她自觉的抗争意识。同时，她刚强坚毅，有顽强的生命意志。贞贞在被日寇带走之后，没有成为所谓的“烈女”，在他人看来有失民族气节，但她依然选择了“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并承担起危险而艰巨的传送情报的任务。在她回到家乡后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用刻薄恶毒的语言议论她时，她没有因此就心灰意冷，而是想着“人还是得找活路，除非万不得已”。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她对“生”的渴望，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她还存在着自觉女性意识的萌芽。在小说的结尾中，身心遭受严重损伤的贞贞，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屈服于父母与村人的意愿，拒绝接受夏大宝的求婚而选择出走的方式来与不公平的命运进行抗争。她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与怜悯，她需要的是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她真正的理解和对她做为人的尊严的认同。作者通过贞贞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

　　最后是旁人议论对贞贞形象的塑造。贞贞并不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出场的，而是在他人对她的描述中，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作者的视野之中。守旧的村民们对她议论纷纷：“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在传统观念里，女子应该遵守三从四德、固守清白。但在新思想面前，她却得到了肯定。马同志提起她时，眼睛里放射着愉悦的，情热的光辉：“想不到她才英雄呢。”阿桂同情她的处境，对她心疼不已，慨叹：“我们女人真作孽呀。”“做了女人真倒霉。”他们是真心地热爱她、敬重她。对贞贞心怀歉意的夏大宝在她将要动身离开村子时，表达了无尽的懊恼与愧疚：“是我不好，还能说是我对么，难道不是我害了她么？”“你说，我应该怎样，她愿意我怎样，我如何能使她快乐，我这命是不值什么的，我在她面前也还有点用处么？”不同的人站在了不同的角度与立场，从侧面的语言描写中，进一步对贞贞的形象进行了塑造。贞贞的正面个体特征的展现与他人对她的评价交织在一起，使得她的形象变得愈加饱满生动，也愈加有生命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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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贞贞的悲剧成因

　　贞贞为何会陷入这样一种窘迫的生存困境之中，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封建陋俗及思想对女性的迫害。“贞节”是传统道德束缚住中国女性的一副沉重的枷锁。失身于敌人的贞贞是不幸的，但她回家休养后受封建传统“名声”、“贞操”、“清白”等观念禁锢的父老乡亲对她的轻蔑与歧视，将她推进了更加痛苦与不幸的漩涡之中。村里的男人们提起她，个个嗤之以鼻，在贞贞背后指指点点。女人们则恨不得用自己贞节的完好与贞贞的贞节丧失作对比，来突显个人的圣洁，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对于贞贞这样一个受害者，大家不仅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怀，反而冷嘲热讽，宣扬“受害者有罪论”，将其描述为“被鬼子碰过的女人”，并把她列为攻击的对象。贞贞的身上的确患了性病，而且无法否认，这就让村民们下意识地批判她“破鞋都不如”“这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活该夏大宝倒霉……”。贞贞触碰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禁忌和避讳，她就是不健康的，不道德的，不干净的，至少不能和一般的健康女性相提并论。在村民们看来，贞贞作为“破铜烂铁”就要接受唯一一个愿意娶她的夏大宝的“恩惠”，因为她早已声名狼藉，在婚姻这件所谓的人生大事上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烙印在女性身体之上的真实疾病背后的残酷和女性生存的困境在作者的笔下，以及村民对贞贞态度的描写刻画中一览无余。

　　二是社会角色与人性的冲突。贞贞最初被日寇掳去时，身体被敌人当做发泄的工具，作为一个中国妇女，她无疑是战争的牺牲品，这样的经历对于她来说无疑也是一种耻辱。但这样的不幸降临到她身上后，不过是个开始。她跑回家后又回到了日本人那里，因为她接受了区政府派给她的使命，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去交换敌军的情报，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一崇高的目的服务。这一次，她成为了为国家、民族战争所利用的工具。但她用这样的方式献身于国家与民族，是得不到固守旧观念的村民们认可的，这根本算不得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还要忍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与唾弃。无论站在哪一方的角度看，敌我两方都在贞贞身上赋予了相同的价值观，都把她作为了一种工具并加以利用。贞贞这个形象也许只是革命女性群体的一个缩影，她们靠着出卖自己的肉体而获得所谓崇高的利益，女性的身体只是一种可供交换、牺牲的物品。小说中，女性的自身利益和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女性的个人利益明显让步与国家民族利益，以牺牲“小我”去成就“大我”。但这样的做法不禁让人思索革命的目的与意义，革命对女性利益的保护与革命对妇女的解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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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贞贞的出路

　　直到小说末尾，贞贞的生存困境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她依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最终只能选择“出走”，逃离家乡到革命区去“治病”。但贞贞最终能否在延安解放区得到治愈，便不得而知了，或许她能够摆脱从前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痛，成为一个“新人”，或许她会被传统的道德思想困扰终身。无论如何，丁玲在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女性抗争精神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我们当下的社会俨然是朝着文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的，但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偏见从未消失，封建道德伦理依旧禁锢着女性的行动与思想。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女性的天性得到解放，但也仍有女性处于封建残留的压迫之下。我们今天仍在努力争取解放女性，希望女性能像男性一样得到同样的社会认可，男性女性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是平等的两方。只有真正地解放和囊括贞贞一类的病态人群，让她们被社会所接受，我们的社会才会向前一步发展。

编辑 王莉丹

审核 彭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