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梦秋
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其成名之作，自2005年以来为作者带来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作者通过描写清朝末年湖南永明两个女孩的成长经历，向美国乃至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本文从文本出发研究邝丽莎在物地人三维度中体现出的复杂中国形象，并分析其背后体现出的对中国的两重态度，进而结合时代和作者个人来分析这种复杂形象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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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与秘密的扇子》讲述了清末湖南永明县两个瑶族女孩百合与雪花之间一生的情谊。她们幼年时结为“老同”，在“自由选择下结合，成为彼此情感的伴侣，并永远忠于对方。”少女时代共同成长，嫁为人妇后分享心事，中年因为误会而绝交，老年时又冰释前嫌。百合尽管家庭贫苦，却凭借一双七寸的完美小脚嫁入权势之家；雪花幼时家中钟鸣鼎食，却因父亲挥霍无度而不得不嫁给贫困的屠夫。尽管身份地位多次变更，但她们二人之间却始终惦念着对方。《梅花与秘密的扇子》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地处湖南永明的乡村生活画卷，拥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邝丽莎，凭着自己的亲身考察和祖辈的耳濡目染，将具有中国特质的事物、她眼中的典型的中国百姓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环境空间融入到这个讲述女性之间感情的故事里，从物、人、地三个层面为我们呈现出邝丽莎眼中的中国形象。
首先，是独具特色的中国风俗与文化意象。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邝丽莎将笔触聚焦于清末的湖南永明，小说中出现了诸如“女书”、“老同”、“缠足”、生肖哲学、民俗传说等大量的清末中国元素。其次，是清末湖南永明的典型中国人物。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刻画了典型的封建制度下的女性人物百合和雪花。百合的一生严格遵循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儒家规范。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除百合和雪花为代表的晚清悲惨传统女性以外，还有诸如勤恳闭塞的小农形象的百合父亲和挥霍无度的瘾君子的雪花父亲两种旧社会的典型父亲形象，还有百合作为封建长子的卢家丈夫和雪花残暴恶劣的屠户丈夫两种极具代表性的丈夫形象。此外，小说还刻画了稳重善良的大姐、因缠足而死的活泼三妹等等众多封建压迫下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只能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邂逅的人物成为邝丽莎笔下中国形象的一个映射。最后，是具有地理时代特征的中国社会场景。《雪花与秘密的扇子》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清末的湖南永明瑶族的小村庄里，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瑶族后裔，他们以劳作为生，在种植农作物的同时也饲养家禽，过着传统的中国百姓的生活。
作家在作品中描绘的异国形象往往反映出作家以及作家所处时代对该国家的态度和想象。邝丽莎作为从小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虽然邝丽莎一直强调自身的华人血统，但她的成长经历和华裔身份使得她在注视中国文化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视角的影响，她按照自我的文化模式重组、重写了中国文化。她虽对“老同”、“女书”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考察，但由于其未长期在中国生活，没有浸染在中国的社会氛围之中，她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对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中国习俗的阐释存在一定的偏差。社会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他认为我们在对世界进行认知感悟时往往对客体存在着两种态度：“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外显态度”是指认知主体积极主动地对客体的所有的知识储备和了解积极承认、有意识调取的态度，作家在“外显态度”中积极构建客体的风貌，“内隐态度”是在认知客体时自动化、无意识的态度，作家处于“内隐态度”时对客体的刻画是潜意识的。邝丽莎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兼具中国人民淳朴善良和封建落后，在某种程度这反映了其对中国的“双重态度”。
邝丽莎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对中国的外显态度是正向的、积极的。在小说最后的致谢中，她对作为她的书迷和永明之旅翻译的中国人给予“态度友善、热情、不辞辛劳”的评价，对永明桐口村当时的村民的热情和耐心大加赞扬，对研究当地文化的中国学者也给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渊博的知识、坦诚的态度和巨大的热诚无私”。虽然邝丽莎在其永明之旅中遭受了经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但她仍对当地的百姓和这片中国土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评价。
与外显态度不同的是，内隐态度在其表现上具有“自动化”和“僵化”的特征。内隐态度是作家本身以及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地区文化看待客体时存在的固有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它是在不自觉中产生并且一直存在，内隐态度一旦形成，在人们接触客体时便会自动苏醒。邝丽莎作为在浓厚的西方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华裔作家，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不免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缺失并无法用一次调研来弥补，导致小说中对中国文化的描写刻画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堆积，并未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内在奥妙。《雪花与秘密的扇子》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凝视，使得小说表现的中国形象与公正的中国形象之间出现了偏差。而其作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一年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产生的巨大影响难以忽略，邝丽莎并没有通过这部小说达到向西方世界传达公正中国形象的愿望，反而其传递的中国形象与真正的中国形象存在了一定的偏差。《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刻画了大量的中国封建习俗，对中国习俗的封建性和不人道性进行了放大和丑化，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缠足。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的中国是温情、闲适的乡村中国，同时也不自觉地被打上封建迷信、残酷剥削的标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邝丽莎对中国既向往又不屑的态度。对中国的向往透露着邝丽莎身为具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华裔对家中长辈挂念着的中国的好奇和血脉的渴望，对中国的不屑源于其身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察是一种俯瞰和利用的态度。从形象学来看，无论是对中国形象的美化还是抹黑，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形象，仅仅是西方集体想象的产物，无法反映真实的清末中国。同时，小说中杂糅中国形象的形成，不仅仅受到作者邝丽莎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还有整个美国社会或者说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刻板印象的影响。
邝丽莎的祖父是在1871年来到美国谋生的，邝丽莎出生于1955年的巴黎，她的曾祖母、祖母、母亲都是白人，邝丽莎在外表上已看不出其具有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其成长过程中消失。幼年时邝丽莎父母离异，三岁的她不得不被寄养在开古董店的祖母身边。在中国古董浸淫下，邝丽莎对神秘遥远的中国产生了最初的印象。在了解家族发家史和移民史的过程中，邝丽莎对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邝丽莎先后两次探访中国，一次是到祖籍所在地广东点头村寻根问祖，一次是湖南江永县（古永明）寻访女书。在完成家族史《百年金山》之后，她有以女性视角创作了一系列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小说，邝丽莎的身份困惑也自然消解。写作之前，虽然其外表和西方人所差无几，她不被美国唐人街和中国人真正接纳的同时又不能完全融入美国文化。在完成与中国相关的一系列作品之后，邝丽莎在自己的金发碧眼和华裔身份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改以往的困惑迷惘，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萨义德认为，在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而东方主义则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虽然邝丽莎并非东方主义者，但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偏见也不能完全从她身上剥除。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就是封建的、充满恶俗的、女性依附男性的形象。同中国文化中的那些迷人的精魄相比，迷信和封建的元素更容易被西方世界注意到。中国的封建和迷信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随处可见，故事里人们每做一件大事都会进行占卜，小说中还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绘缠足来迎合西方读者的窥探欲，这些无不是东方主义思想的隐形体现。
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中国形象的复杂性与邝丽莎本人对中国的向往好奇、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偏见是息息相关的。正是特定的作家和时代，赋予了《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复杂中国形象产生的契机。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从中国独有的传统物件、中国传统人物性格、中国特色的县城刻画出比较完整的中国形象。作者邝丽莎在这温情的世界里夹杂着些许偏见，刻画的中国形象偶有失真，体现出她对中国的双重态度。复杂态度与其身为华裔的身份息息相关，她对中国的向往和西方世界中东方主义的浸染共同造成了这种情况。
编辑 陈敏思
审核 雷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