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煜熠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小说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五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以独立的姿态生活，以丰厚的文学涵养写作。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用贴近人性的基调，记录他生命中经时间和情感沉淀过的记忆。

　　从一九四〇年创作第一篇小说《钓》开始，汪曾祺先生一生共创作小说一百八十篇。“我的小说多写故乡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汪曾祺如此说道。杨早引用陈忠实对《白鹿原》的自白——“小说是民族的秘史”，来评价汪曾祺的小说，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的小说是在帮助我们记住那段历史，“汪曾祺没有在戏说历史，他没有骗我们”。的确，他在《七里茶社》、《八千岁》、《岁寒三友》等作品中中对于民国时期市井生活的深描，都是生动的经济社会史的资料，文风平淡朴素，却让人印象深刻。

　　八十年代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汪曾祺归复文坛，他的小说依旧没有让人失望，他开始回忆和记录刚刚过去的那个黑暗的时代。《天鹅之死》、有趣的《俩老头》、《寂寞和温暖》、《皮凤三楦房子》等等作品描写了文革时期的社会众生百相，力透纸背，发人深省。

图片来自网络

一、从《岁寒三友》看汪曾祺小说的写作结构

　　说到小说，自然而然地想到人物、情节、环境，尤其侧重情节地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化小说”里，很难清晰地指出所谓的故事起因、经过、高潮、结尾，这正是他“散文化小说”的魅力所在。

　　先介绍人物、描摹环境、循序渐进、酝酿情感，在小说的最后用一个出人意料的高潮呼应主题，故事戛然而止，这种写作结构可以说是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在《岁寒三友》中可见一斑。

　　“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

　　作者开篇便点名要写的三个人，又并列把三个人的大体勾画了出来。都做什么的，都过什么日子，名声都怎么样，对这个乡下小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生活态度。在此后他们三人的人生起伏中，三人从未出现在同一场景。而在结尾，三人相遇，碰撞出友谊的主题。

二、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人文情怀

　　汪曾祺先生写小说的另一大特点则表现在主旨上，即其小说所蕴含的人文情怀。

　　汪曾祺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他的创作深受时任该校教授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先生与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语言平稳朴实，取材于乡镇民间的人物与生活，蕴含着自然美好的生活与人性。与沈从文先生不同的是，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少了些深沉凝重，多了些平淡和谐。“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如果把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比作平静海面下波涛汹涌，那么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化小说则是流淌的大河，时而缓慢，时而奔腾，但一定不会翻起汹涌的浪潮。

　　《受戒》中，从菩提庵名字读音的讹化到称作“庵”的地方不住尼姑而住和尚；从明子的出家到作为和尚未来的归宿；从明子的法号到庵里的和尚不做早课、晚课；从和尚不吃斋到和尚有老婆……一切都显得那样的“顺其自然”，完全不会因为任何即使是有反常规的事情而产生出许多矛盾和争执。庵里也可以住和尚，做和尚也可以顺理成章地代代相传，做和尚也要有关系才可以，做和尚也要精打细算，做和尚也可以娶老婆生孩子。作者以一种平淡的笔调，谈论起这些反常的事情，在诙谐和“违规”背后，生活着这样一群自然美好的人，他们有七情六欲，有着人的美好的的本能和品质，他们并不因为身份不同而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差异——这就是人性，人最本源的属性。小说中大段地描绘了和尚做法事的情景，故意避开对这种现象常有的玄虚描绘，作品体现出来的是“和尚”这一禁欲主题的真实人性。在通过平淡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显得朴实而纯真——和尚也是爱吃香喝辣的、爱银子、爱女人的，因为他们也是人。在《受戒》里，庵赵庄永远那么和谐，庄里的人们永远那么纯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利益的利害关系上，而是建立在自然人性上。明子和小英子那样纯洁无暇：一起看稻谷场、一起“听青蛙打鼓”、一起“听寒蛇唱歌”、一起“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划过的流星……

　　《受戒》所表现出的人文情怀是动人的、美好的，也是是令人回味的，“人”在小说当中随处可以找到它的踪迹，人性在不同的身份的个体身上得到了不同的体现：在小孩子身上，人性是天真无邪；在和尚身上人性体现为人的七情六欲；在佛身上，人性表现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宽容忍让；在乡民的身上，人性则是和谐共处。

三、从《异秉》看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

　　八十年代后，汪曾祺先生“复出文坛”，其小说也复归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这一时期的他的小说创作方法已经较为成熟，突出体现了“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小说《异秉》。《异秉》初写于一九四八年，重写于一九八〇年，与《受戒》《岁寒三友》相比，《异秉》的故事性更少，“散文化小说”的特点更为鲜明。

由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以介绍人物、描摹环境开篇的特殊写作结构，解读其作品，需从人物入手，才能看到人物背后所隐藏的关怀与悲悯。

　　在小说《异秉》中，描写笔墨最多的是王二。“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开篇第一句看似漫不经心、平平无奇，实则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不仅表明了作者朴实温和的文风，也是全文的一条明线，如果一定要说情节，整篇小说讲了王二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故事。让王二发达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王二的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以他搬入源昌烟店为界，分为发达前和发达后。在王二的摊子搬入源昌烟店前，小说从王二的家庭和事业两个方面刻画了王二的形象。王二的家古老、破旧，但它干净、敞亮，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但王二一家四口平静和谐、勤劳能干。王二的事业是在药店门口摆摊卖卤味，小说中细致地描写了王二所卖的几样卤味，不仅巧妙地介绍了本地地风土人情，使得小说更接地气，而且表明了王二的熏烧美味、动作利索、待客热情周到。这些娓娓道来的生活细节都让王二的发达变得自然而然、理所应当。

　　王二的摊子搬入源昌烟店是他发达的开始，他的生意越来越好，还能够像钱庄、绸缎庄一样挂起汽灯。他的发达，从他的生活中也看得出来。作者给王二安排了两个爱好——听书和推牌九。发达了的王二并没有因此放纵、变性，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勤恳、认真地生活和工作，就连他的爱好也是克制的。听书，有规矩，一点开书，四点散场；牌九，有讲究，过年赌五天，下注不犹豫。总而言之，王二的“发达起来”是必然的。

　　《异秉》的第二类重要人物形象则是陈相公和陶先生。王二发达起来是小说的第一条线，陈相公的经历则是小说的第二条线。药店先生的职位也可以分出个尊卑高下，就像社会的一个缩影，显而易见，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底层的一群人，而陈相公和陶先生又是这个“小社会”的底层。陈相公每日辛劳，人不聪明，对自己每天处理的繁杂琐事也并不伤心。对他来说，这些煎熬并不能带给他美好的期待和生活，他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养活他守寡的母亲；陶先生身体不好，人也不精明，多次要被辞退，为了养活自己只能更加勤勉和谨慎。在这个小社会底层的人们，如陈相公、陶先生，他们胆战心惊地做着最乏味无聊的工作，还要整日忧心是否会失去饭碗。王二就不同了，他是“这条街的人看着发达起来的”。王二曾经也和陈相公一样处在小社会的底层，亲自登门叩谢才换来药店门口的摆摊的机会，每天早起晚睡养家糊口，可如今的王二可以自由地听书，可以端着茶在药店里闲聊。所以，陈相公和陶先生对于王二是羡慕的、崇敬的。

　　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物，在结尾因为张汉的撮合碰撞出了火花。直到这里，小说才出现了与题目相呼应的地方——异秉。一句“大小解分清”逗得众人哈哈大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故事以陈相公和陶先生在厕所里的相遇为结尾，无知的陈相公与陶先生有一些可笑，也有一些悲凉。但是，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间并没有体现出批判、嘲讽。有的只是悲悯，是一种平等而温和的目光，充满同情但并不可怜。

图片来自网络

　　汪曾祺的语言看似纯天然，其实一点也不天然。就好像是优秀的演员看起来表演犹如天然本色，其实全是极端高超的技巧，是刻苦训练和练习的结果。细心的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语言的精心打磨。对自己的语言，汪曾祺有高度的自觉。他说，“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他曾自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他将小说散文化，更多地接近于生活之原味、擅用白描，文字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内蕴极强，就像经年老酒，越品越醇。

编辑　黄梓晴

审核　游炜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