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辉宇

　　我总不能开口去询问长辈往年的日子，也刻意不去提“你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词汇，生怕我的长辈觉察他们已不知不觉挥别了被称作黄金岁月的青年时代——何况我如今不是个小孩子了，童言无忌那一套放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不能毫无顾忌地追问一个老人过往的事情，我总是觉得那样不甚礼貌。

　　或许是奶奶的辞别让我知晓老人的生死不过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而生命真的会在我不曾察觉的时候悄然衰落，我辗转想要写下长辈们的故事的想法愈加强烈了。

　　这日，我终于忍不住窥探尘封的岁月。

　　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小噶——就是外婆，我们的土话唤“噶噶”，外公唤“大噶”，外婆唤“小噶”——才刚吃完饭。一番嘘寒问暖后，我把话题转向我在脑中描摹过一遍又一遍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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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5月23日，小噶出生在鄂西南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夹壁的地儿，在村子里处处可见的贫寒农家里。那被土地养活的一代，山坡的茶树是他们的盼头，地里的红苕是他们的念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这样一过就是一生。

　　太噶——也就是小噶的父亲——年轻时候被抓去充了兵。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正是战火纷飞的日子，抗日战争连着十年内战，解放战争接着抗日战争，不叫人松哪怕一口的气儿。西南山区到底封闭僻远，天高皇帝远的，多有住在洞子（这一片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暗河、溶洞、山洞和天坑都不少见）里的匪贼作乱——不过我们这边的匪贼倒也没啥大志向，比不得四人帮的夺权作乱，只是抓了路过挑担子的行人，夺取那点少得可怜的钱财，或是占了他们担子里的米面粮食。深山物资少，但也有一点儿粮产，往往是村里的壮士挑着盐茶出去卖，从湖北的西南边陲翻越几座山步行去四川云阳（如今是重庆云阳了）贩卖，然后又换了物资挑回来。南方人本来也不算挺拔的背脊在担子的重压下愈发佝偻了，所以我总是疑心我们一家普遍生得不高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生长印记。无论如何，这点不成气候的土匪远不够搅得政府大动干戈地抓兵，否则地方军官的官帽大概是保不住了。真正让官员忌惮的是国民党残余势力。那时候到我们这片儿来的是大将军贺龙，这可是了不得的，太噶就是跟着贺龙将军搞革命，还当上了个副队长，一时间也是威风凛凛，只是后来落到敌军（我估摸着这个敌军就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了）手里，太噶奋力逃跑，为了躲避敌军抓捕，活活饿死在深山老林里。小噶说这话时候我不在她身边，也见不得她面容，只是她说，太噶死的时候，没人给他收尸，家里穷，要干活，没人能去给他收尸。太噶从小没有陪伴在小噶身边，小噶对太噶的记忆多是由自己的长辈说来的，无从考证，但也能窥得一二。

　　太噶去了，家里更穷了，那是中国人口膨胀得最厉害的年代，是还没有进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多子多福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可这多子多福只留了小太噶（即小噶的母亲）拉扯七八个崽长大。我不知道小太嘎是不是幸福，但我听来只觉得苦不堪言。后来小噶嫁了人——我从前以为无论哪个年代结婚都是顶隆重的事情，古代有冠簪玉石双脱跳，近代有旗袍长褂白玉镯，现代有婚纱钻戒红玫瑰，其实不然，最贫苦的人家是没有闲钱置办婚礼的，做上三件衣裳带去丈夫家，就算是结了婚——前前后后生了五个子女，也苦。深山里的冬天潮湿阴冷得怕人，屋前屋后的水汽挂上房檐凝成冰锥子，家里却不敢烧炉火，生怕哪个孩子无人照看时候就滚进了炉子里边，只能把几个孩子放在一块儿，然后裹上一层被子，孩子多是睡着的，要是醒了，便漫无目的地爬，爬累了又睡，饿了当然会哭，但是大人往往不在家，哭累了又睡，直到大人中午回来吃饭，才得吃食。草枯石烂的冬天，小噶早晨上山，拿着斧头，傍晚下山，背着柴火，午饭常常是砍柴拾柴累了，才想起来要吃，才匆匆往回走，赶回家吃几口饭食，又赶着上坡继续劳作。更多时候是随身带点吃食，草草应付一顿。那时候能吃的也少，馒头都是好粮食，米面做的，吃不上，吃得最多的还是红苕和玉米面，或许就着点蒿菜，艰难下咽，当做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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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遇上农忙，得种稻子、打谷子，那就更忙了。我的小噶常是背了背不动的谷篓上山——那篓子大得遮住了人，只有篓子口朝着天，在树林草丛里摸摸索索地移动。谷物繁多，小噶一个身子板瘦小的女人，背上走几步就要歇一会，歇一会再背，走走停停才终于上了坡或是归了家。我总疑心那样的路是没有尽头的，望过去好像是将要到达，可是再走、再停、再走，还是没到。小噶走着这样没有尽头的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过度的农活能叫村里最壮的男人也落病根，何况是小噶。三十岁那年她的腰已经开始疼了，都说女人三十一枝花，可小噶这枝花却早早地在田地里折了——纵使农田不折她，贫寒也叫她不得舒展。最严重的时候，小噶咳得腰都直不起来，喉咙里涌起腥甜，再咳便是见着血来。得了腰病、咳了血，活却不得不做——家里头还有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嗷嗷待哺。就算这样，家里买不起肥料，庄稼的收成还全赖着天公。

　　温饱尚且不能保障，至于念书，更是奢侈玩意儿。小噶只读了一年的书，便早早辍学回家干活——她如今学了好几遍也还不会使微信，就因着不识字，记性也不好了，拿着手机也不晓得该点哪儿，还生怕点错扣钱——那时的学堂，低年级草草教习国语和算术，到了五六年级才勉勉强强地添了历史和地理，而且往往不见课本，更妄谈书包，偶尔走了大运得一本教材，夹在咯吱窝下边，兜里寥寥一两圆珠笔，走几个时辰去听讲，这便是上过学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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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噶受尽了生命的苦，我几乎要怀疑在她被称作最美的二八年华和二三十余岁的年份里，是不是真有不苦的时候。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突然念及余华的小说《活着》，然后恍然惊觉不苦和幸福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活得苦也不是不能幸福的。可我终究没听小噶说过往日年华里的乐事，所以多少还是遗憾了。

编辑 邓雯娅

审核 吴春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