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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神话解构的叙事策略三重奏 ——论萧红《生死场》小说的生育书写
2024-05-31 11:17 司雅伦 


文/司雅伦


  波伏娃在提及“神话”时曾说到:“神话是虚假的客观性的陷阱之一,严肃的人会冒冒失失地中这圈套”。神话不过是笼罩着能够迷惑人心的圣洁光圈的陷阱,生育神话也是如此。在父权制的社会,为了能让女性心甘情愿的为生育做出贡献,男性集体给生育这一自然行为覆盖了一层遮羞布,营造出了一种看似充满神圣光辉、令人歌颂的假象,使女性却在生育中成为为男性服务的工具。“母性神话的实质是以母性的名义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最终使得女性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其目的就是将女性塑造为‘贤妻良母’。”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部分女性作家开始将笔触指向了被生育神话扭曲的生育现实。现代女作家运用生育场景的丑化、母亲形象的异化以及孩子生存的恶化的叙事策略三重奏,以真实的生育体验来抽干生育的崇高内核,对生育神话进行颠覆和解构,让生育回归自然的本质。《生死场》中,萧红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生育进行书写,解构生育神话,都表现出了对女性的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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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重奏:生育场景的丑化


  生育过程是身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独特个体体验,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很少有作家能够直白地描述妇女生育的场景。而萧红作为经历过两次分娩并且两次的经历都留下了深刻苦痛的女性,她深知女性在妊娠时的痛苦,在《生死场》中揭开了长久以来一直蒙在生育苦难上圣洁温情的遮羞布,大胆而毫不遮掩地描写了女性血淋淋丑陋的生产现场,将惨烈的可以称之为“刑罚”的生育苦难过程直白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从而达到对生育神话的一重解构。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生死场》的生产画面里,萧红用大量的笔墨链接生育中的女性与动物。“大狗四肢在颤颤,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大狗生产的同时,五姑姑的姐姐竟也与狗一样在土炕上生产;李二婶子小产,麻面婆生孩子的同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牛或是马在夜间栽培着自己的痛苦。在这一刻,人与动物之间,竟没了隔阂,创造生命的价值在生存的压力面前,被降到最低。


  波伏娃在谈及妇女生育问题时这样写道:“有的女人说,生育时感受到一种创造力的印象;她们确实完成了一件自愿的、有创造性的工作;相反,许多女人感觉到自己是被动的,是一个受苦受折磨的工具。”


  女性在生育中力量的削弱与缺失,使她们只能集中精力在生产中,被动地成为一个受苦难受折磨的工具。在《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因为犯了“压柴,压柴,不能发财”的封建忌讳,五姑姑的姐姐不得不像条鱼一样光着身子趴在扬着灰尘的土炕上,折腾了半宿,却没有要生产的迹象。“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紧接着,生育的刑罚降临到了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身上,产婆来时,只见她不停地因疼痛而翻滚,并大声地叫嚷着:“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在麻面婆生产的同时,传来了李二婶子因小产而断送掉自己性命的消息。


    萧红有意识延长分娩场面的叙事策略,让血淋淋的画面带给读者极大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那一具具横陈在血光之中的奄奄一息的母体真实地揭露了生育神话的虚伪和矫饰。生育神话的圣洁遮羞布,就在生育场景的丑化中被萧红用笔犀利地完整扯下,蒙在陷阱上的迷幻色彩黯然失色。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对生育神话解构的叙事策略一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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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重奏:母亲形象的异化


  母爱主题和母亲形象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与形象,许多文人墨客以深情华丽的文笔塑造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母亲形象,但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母亲”形象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女娲一般将所有父权制话语下美好品质的集中。而在萧红的笔下,以往慈爱贤良的母亲形象轰然倒地,她把笔触从无意识里最美好品质地集合转向注入个体存在的真实生命感受和性别体验的现实中具体的母亲形象,并着重书写在父权和政权的压迫下处于生存困境中弱势一方的母亲的异化,将母亲形象异化后的人性本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金枝怀孕后,肚子渐渐大起来的金枝感觉到自己病了,她讨厌自己的身体,她的害怕主要来自母亲。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在传统观念的桎梏下,金枝母亲的母性产生了异化。母亲得知金枝的事后立刻产生了罪恶,“立刻麻木着,很长的时间她好像不存在一样”,金枝的行为让母亲感到很羞耻,“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她不承认金枝腹中的胎儿,说她是“生了病”、“着了寒”。当金枝在哈尔滨城里受尽磨难和屈辱,正想在母亲这里寻找一丝安慰和温暖的时候,母亲却只关注到金枝带回来的一块钱,并催促其赶紧离开,免得耽误挣钱。她的心里“只跟着一张票子想到另外一张”。具有着血缘关系,且同属于弱势性别,对于对方最为了解的母女之间,在环境导致的异化下,也有着深仇大恨般。面对外来的压迫,母亲并没有对女儿伸出援助之手,反而用同样的恶意对待自己的女儿,母女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压迫,她们自我异化,也用这异化的结果迫害着别人。


  在《麦场》中,王婆曾经提到自己年轻时摔死的一个女儿小钟,看着自己的女儿倒在血泊中,她的想法只是觉得像一只被车轮压死的小狗,刚开始觉得心里发颤,但由很快喜悦了起来,因为“小麦丰收了”;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家里的老马,面对着即将被下汤锅的老马,王婆的手“颤抖着”,心“颤寒着”,痛苦、不舍且无奈着。在这里,连感情这种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特质也要打折,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人的异化程度大大加深,在面对女儿的死亡,母亲的身份只是让王婆伤感了一瞬,生活的贫困让女性无法称职地担当母亲的角色,对她们来说,孩子的价值远远没有生活中的物质需求重要。


  叠加着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英雄母亲形象在脸谱化的过程中日趋单薄和概念,成为货架上用来展示的展品。被高高架起的母亲形象就是生育神话的代言人,她们身上集中着道德层面上的最高礼赞和文化品格。但对于这类英雄革命母亲形象的宣扬也是为了剥夺现实母亲的个体生命需求,让她们在完成生育的过程后充当生育神话的代言人和维护者。萧红打破传统贤良淑德的母亲形象,在《生死场》书写异化后的母亲形象,将高高在上的生育神话代言人拉入凡间,以此达成解构生育神话的叙事策略二重奏。


三、三重奏:孩子生存的恶化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对生与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抚育是生活的供养。”孩子是生育中“育”的主体,作为比“生”的主体更为弱小的存在,《生死场》中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残酷的家庭氛围,人不如物的生存处境以及无时不刻的死亡危机,而这几点,往往又交错产生,让生育的成果时刻处于恶化的生存环境。


  小钟的死抵不过小麦的丰收,更加比不过老马的死亡,从投入的情感对比来说,小钟仿佛并不是王婆的女儿,更有用的家畜值得获得人们的情感,他们比人更加珍贵,成了带有一定人性化色彩和人情味儿的情感寄托,在饥荒的年代,它们成功挤占了孩子们所能带给大人的情感空间。除了情感空间外,孩子们的生存空间也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挤压,对于金枝的母亲来说,女儿并没有粮食、柴火有用,没有产生利用价值;寒冷的冬日,平儿把爹爹的靴子偷穿出去,王婆立即凶暴地让平儿打赤脚回家;孩子们弄坏了地里的一棵菜苗,就要遭到母亲严厉的惩罚。处于物质上生存的需要,能够延长生存时间的动植物的价值甚至高于人类,《生死场》里面对待人类生死的平淡与对待家禽家畜以及庄稼的珍视的对比,让人触目惊心。


  在这样一个不断吃人的生存环境中,往往会制造出一个个压抑而暴躁的家庭,这个时候,孩子又成了大人发泄脾气的合适之物。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的不断缩减,环境的压迫致使人性格的异化,米价的降低加上生活中的琐事,成业天天和金枝吵架,面对桌上的咸菜粥饭,面对女儿小金枝的哭泣,他竟然在暴怒中将小金枝活活摔死,小金枝的死亡就是异化的产物。“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孩子生命的产生与湮灭被蒙上了一层随意与无奈,主观能动性的弱小以及命运的强大的对立,带给所有人强大宿命感的、随着潮流向前去的无力感。


  萧红并不为孩子的生存的死亡进行精心的构想和完美的塑造,而是在不经意之间打造一种生存的苦难和死亡的轻易,给生育中“育”的主体塑造不断加剧的恶化的生存环境,以真实的孩子的生存体验来打破生育产物的珍贵之感,从而对生育神话进行结果上的颠覆和解构,消除其最后的珍贵崇高之感。这是来自最后的精准打击,也是解构生育神话的叙事策略第三重奏。


编辑:杨春燕

审核:李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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