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珂宇

　　这个故事不属于我，只属于我的同桌——阿莹。

　　从小到大，我有过很多个同桌，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有。阿莹绝对不是这些同桌中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也不是和我做过最久同桌的，更不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其实我不太记得她的名字了，只能从回忆中勉强打捞出一个“莹”字，那就叫她阿莹好了。反正，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我这么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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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教室还没有装上空调，风扇吱吱呀呀地在头顶上转，稍有不慎作业和试卷就会被吹落在地。做作业的时候，如果遇到不会做的题，阿莹就会把它们空出来，留到课间的时候问我。那个时候的我往往没什么耐心，总是三言两语解释完之后，也不管阿莹有没有听懂，就自顾自地去和别的同学玩笑打闹。阿莹从不计较，默默地把草稿本拿回去苦思冥想。

　　直到有一天，后桌的男生趁阿莹不在的时候对我说：“你能不能对你同桌好点？”

　　我努力维持着脸上快要挂不住的笑容，讪讪地反问：“我对她不好吗？”

　　可能真的很不好吧。

　　我没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只好降低一个档次，卷铺盖回老家念县重点。我的基础比周围的同学好，虽然没考上市重点，但却能在县重点里独占鳌头。于是故事自然而然地也就往最最庸俗的方向发展下去。我开始骄傲，开始自满，开始看不起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包括阿莹。在平日的相处里，我对阿莹的态度并不算友好。

　　后来的一个晚自习，恰好是台风天，操场上空荡荡的，黑云翻墨，天阴得一塌糊涂。教室里早早就亮起了灯，明亮如白昼，风撞在玻璃窗上，势若千军万马。课间休息的时候阿莹还在低头奋笔疾书，我想起后桌男生的话，本着拉近关系的念头，问阿莹在写什么。

　　阿莹大大方方地把那张纸递过来给我看，是一份申请学校补助的情况说明书，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我们家有五个孩子。”

　　上课铃响了，接着暴雨倾盆而下。天上地上都是水，外面白花花的一片，水汽从门口往教室里扑，雨声震耳欲聋。那句话伴随风雨一起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和阿莹的关系好了很多。她的眉眼已经在记忆里模糊，唯一深刻的记忆是后来的很多个课间，她握着我的手，眼神清澈，语气诚挚地喊我“同桌。”

　　高一的第二个学期就要文理分班。我和阿莹都选了文科，但并不在同一个班。阿莹并不气馁，笑着和我说：“同桌，以后课间要常来隔壁找我玩。”我说：“好。”然后课间总是被繁重的课业缠住脚步，除了上厕所，竟很少路过隔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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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阿莹来找我借课本，我正好坐在靠窗，她从窗户外把手伸进来，指甲是黑色的。阿莹走后，立刻有女生走过来问：“你看到了吧，她就是隔壁班那个用马克笔涂指甲的奇怪女生，你怎么会认识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应该告诉她说阿莹以前是我同桌，因为家里有五个孩子，所以经济拮据，在爱美的年纪却用不上指甲油只能用马克笔，还是应该说我和阿莹不熟。

　　后来阿莹的事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当成笑话传入我耳中。比如她脚上的指甲也用马克笔涂黑了，比如她明明肤色偏黑却穿了一条显黑的裙子，比如她学小太妹骂人却被人打了一巴掌，比如阿莹吵着要父母买昂贵的衣服，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她的父母正在办公室和班主任哭诉。

　　又比如，阿莹休学了。

　　我一直觉得是一定他们搞错了，我认识的阿莹文静胆小，怎么会是他们说的这个样子呢。

　　可我确实很久没见过阿莹了。

　　我去过隔壁班，阿莹的课桌上堆满了空白作业和试卷，接着作业和试卷以及课本都被清空，最后连桌子也被搬走。坐在阿莹后面的同学把桌子搬去补上了空位。几个月过去，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高考前最后一次搬座位，那个曾经问我能不能对同桌好点的男生又一次成为了我的后桌，他搬座位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阿莹跳楼了。”

　　我坐在教室里，灿烂得令人晕眩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我想起那个文静胆怯的阿莹，忽然流下了眼泪。

　　时至今日，我仍然时不时会想起阿莹，像想起一本只记得开头却不记得名字和结尾的书。我会想她为什么会变成众人口中奇怪可笑的样子，在有五个孩子的家庭里过得好吗，又或者如果她后来还是我同桌，甚至只是我同班同学，会不会事情的发展就会不一样。我在心里问了阿莹和自己千百个问题，却从没有主动去探究故事的真相，因为我不知道故事的发展会不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让我难过。

　　这是属于阿莹的故事，一个并不完整的故事。但无论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都无法得知了。我只是碰巧路过了阿莹短暂的人生，我的懦弱不足以支撑我去探究她的经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宁愿相信我认识的阿莹和我一样追赶着时间的脚步，并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我会想象她在大学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她会像当年的晚自习一样小心翼翼地拉着好朋友的衣袖，在暮色渐隐，温和凉爽的秋夜，向她的好朋友请教一道难题。

　　每念及此，在很少的几个瞬间，我都会突然难过起来。

编辑　游炜健

审核　唐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