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追踪

“铁打”的工人,“流水”的工厂

  图、文/记者 吴琪

  以制造业著称的东莞曾经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各城镇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工厂,大的上万平方米,小的只有农民自建房一层楼的空间。在街上走着,碰上的十个人里至少有七个人是外地来的打工者。在东莞这个异乡里,百万外来打工者的工作生活都像是设置好程序、上好发条的机器运转,很难打破,也无力打破。

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住的他乡

  张红今年56岁,这是她在东莞打工的十六个年头。刚从广西农村出来打工时,张红一直在当临时工。那时候工人很多,要有熟人介绍才能进厂。张红在第一个工厂里工作了六年多,后来因为交通不便,上班容易迟到才换到了现在的电机厂,一干八年多。

  张红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工作:将十几二十斤的铜线抬到齐腰高的机器上,往电机上绑铜线、压铜线,还要穿套管。长年累月的工作,张红早已患上了肩周炎,“搬好铜线后就绑线压线,一捆接着一捆连轴转。”电机厂连行政人员在内只有二十几个人,大型工厂几乎都搬离了城区。

  每天七点半左右,张红从家里走路去工厂。张红和家人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两室一厅的房子一个月租金320元,一租就是十几年。工厂规定上班迟到一分钟扣五块钱,八年来张红只迟到过一分钟,扣了5块钱。为了从工作时间抽出10分钟给男工人抽烟,早上提前10分钟上班,下午推迟10分钟下班。值得一提的是,工人每个月固定有2天假期,有31号的那个月要多上一天班,但加班的这一天是没有工资的。

  工厂规定一个月请假不能超过2天,超过要扣1.5倍工资。张红和家人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老家,遇上老家亲戚结婚或是家里老人生病才会多回几次。去年老家装修房子,张红多请了5天假被扣了一千多元。“他(工厂)按一天工资160元来扣,请假超一天就扣240块钱,谁还敢轻易请假?”工厂按照不同的工龄和工种给工人发工资,没有“五险一金”,张红每月固定工资4000元以及500元伙食补贴,一天的实际工资并没有160元。张红曾想把这笔账算得再清楚一点,但是害怕被解雇的她最终只得将其归为一笔“糊涂账”。

临近饭点,在附近小吃街吃饭的打工者

  在张红看来,现在的老板非常不“厚道”,对于老员工没有感恩之心。“老板几乎不不笑,在厂里遇上了也不会跟你打招呼。他每天插着口袋在车间后面监视我们工作,生怕我们偷懒。现在又琢磨着怎么把我们这些‘老货’给赶走,一点人情都不讲。”和张红一样到了退休年龄的工人还有好几个,做了十多年的仓管(管理工厂仓库的工人)就是其中之一。“老板想炒了仓管就故意把他调到辛苦的岗位上,想让仓管自己辞职,后来接管仓库的那个人老是出错才又把仓管调了回去。”

  张红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害怕突然有一天就被老板“炒”了,没工作后要继续留下来还是回老家,现阶段的张红无法给出回答。

  张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人主要靠种田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张红显然已经没有了独自耕种的能力。没有工作在外生活的成本太高,丈夫还有五六年才能退休,孩子也在外务工且全都没有结婚生子,现实情况在提醒着张红回老家只能是“独自一人,无事可干”。张红觉得自己在外打工这么多年,最后竟然落得个留不下也回不去的下场,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人少工厂多,年轻工人换厂是常态

  “开机器加工数据线,工作时间太长,也不自由。”张红的儿子王东在今年过年后进了现在的电子厂,早上8:00开始上班,晚上9:40下班,一天要工作11.5个小时,星期天休息,一个月工资三千七左右。“厂里的人都抱怨加班太多、下班太晚,要么干要么走人,抱怨也没用。”

  2004年,18岁的王东从村里来到东莞和家人打工,在餐厅当了两年服务员后进了工厂。“在餐厅当服务员比较自由轻松,但就是工资太低。”工作了15年的王东换过五六个厂,“在一个厂做久觉得无聊就换了,也没有什么原因,工厂打工就那样,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

  张红所在的工厂劳动强度较大,常有年轻工人进去没做多久就又离开。“有个二十来岁的‘后生弟’(年轻人),家人给四千多块钱来找工作,经熟人介绍进的我们厂,没做一个星期就说受不了不做了。他说家里是卖酸菜的没干过重活,还说他妈妈让他把钱花光再回家,他也听不出他妈妈讲的是反话。”在张红看来,年轻人总是辞职不外乎工作太累、工作不自由等原因,“理由各种各样,有一个甚至说厂里的碗太小吃不饱然后就辞职出厂了。”


年轻打工者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有些人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工作懒懒散散,上班迟到、玩手机被罚钱也不在乎,过一阵又说不做了,他们总是换厂,不肯踏实干活。”张红认为现在年轻工人轻易辞职换厂一是因为态度不认真一是因为现在工厂缺人找工作比较容易,“很多工厂都在招工,也有很多工厂招不到人搬走或者倒闭了,人比前几年少了很多,街上空荡荡的,公交车也没有以前挤了。”张红的丈夫王一实是东莞市城区的公交车司机,在东莞一中与万江汽车总站之间往返。“公交车没有以前挤”除了是张红的个人感受以外,也是王一实开公交车多年来的感受。

  张红的丈夫王一实是东莞市城区的公交车司机,2005年就在东莞开公交车,在东莞一中与万江汽车总站之间往返,同一条线路开了14年,在公交车司机的岗位上见证着东莞这些年来的变化。“之前我们一辆车一个月的营收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在只有一万二一万三了。”在王一实看来,“坐车的人越来越少”与工厂的外搬和倒闭有很大关系。“城区现在就剩些十几二十人的小厂,‘打工仔’起码走了一半。”

“闭厂潮”和观念转变,东莞“世界工厂”辉煌不再

  根据凤凰网2016年报道,熟悉东莞制造业的人认为诺基亚东莞工厂和万士达厂的倒闭拉开了东莞闭厂潮的序幕,这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闭厂潮。2016年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厂区旧址被重新开发,商业中心、步行街拔地而起,大片厂区的关停使得东莞“世界工厂”的称号渐渐隐退,资本被更大的资本驱赶。

  2010年,没读完初中的赵强来到东莞人口最多的长安镇工作。打工将近九年的赵强已经记不得自己换过多少个工厂,有些干了一两个月,有些干了一两年。“在东莞好几个地方都待过,也去过深圳,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长安。”根据东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长安镇常住人口66.4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8.08%,是东莞市28个镇中常住人口数量最多的。“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工厂关了一个又开一个,我感觉人没怎么变,但是街上挺多生意不好的店铺都关门走人,人应该是少了吧。”

打工者们常去的大排档正在准备营业

  实际上,东莞的人口总量并没有减少。根据东莞市统计局发表于的统计年报,近五年来东莞常住人口数据分别是2014年834.31万、2015年825.41万、2016年826.14万、2017年834.25万、2018年839.22万,2018年更是达到839.22万的历史人口峰值。有媒体报道将“感觉人变少实际是增多”的原因解释为区域人口流动的加快以及大型城市综合体投入建设力度的增大,分散和稀释了人群。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互联网及新兴产业的兴起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兴职业相比,劳动强度大且时间不自由的工厂顿时失去其原有的吸引力。留不住工人使得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的辉煌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而那些仍旧留在岗位上的工人也成了“抢手资源”,即使最终会被技能、年龄等原因被工厂淘汰仓惶退场,也不影响他们现下频繁的进厂出厂,不断地比较择优。

  前几年,赵强曾想报名参军,但因为手臂上有纹身不符合标准便没去成。“纹身是上初中的时候纹的,大家都去(纹身)我也就去了,当时觉得挺酷的,现在觉得很遗憾。”赵强的纹身是一个拉开状态的弓箭,已经洗掉了,但还是可以从斑驳的深蓝色中看出纹身的痕迹。现在赵强打算继续打工攒够钱后,回老家开店当老板。“打工过不了一辈子,我想经营自己的生意,做个小老板。”但对于经营哪方面的生意,赵强表示还没有找到具体的方向,“做什么我也挺迷茫的,还是找个女朋友先结婚。”

子女的婚事成为父母的牵挂

  26岁的赵强这两年感受到了家里渐渐施加的催婚压力。2017年春节,赵强曾带过女朋友回老家,家人也认为俩人能成了,结果没多久就分手了。“她觉得我不浪漫又爱筛(喝酒),我觉得她管太多了。”赵强觉得当时的自己比较年轻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年龄一年一年蹭蹭往上增,工作也不稳定,年轻的时候觉得工作生活枯燥无聊,现在又要攒钱又要找女朋友,压力到了眼前什么都不敢想。”

  王东今年33岁,张红多次找人给王东介绍对象但是都没有成功。“早日抱孙”成为张红最迫切的愿望。三年来,热心亲戚介绍的女孩一个又一个,不算上那些没见面就结束的,王东已经有过七八次相亲经历。“处得长的几个月,处得短的在微信聊着聊着就再也没有联系。”最近一次相亲是回老家过年时,亲戚介绍的一个邻村女孩,女孩和王东在微信上聊天后便约王东见面,但是王东没有赴约。张红对王东不赴约的行为非常不理解,而王东则认为性格不合适,便没有了见面的必要。

  张红觉得现在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想结婚都挺难的。“现在都是先问有车吗有房吗?不像我们那时候只要双方看对眼就能成,现在都是物质优先。”张红的家庭条件在村里算不错的,一幢新建且装修完毕的两层洋房,还有一辆七八万的小汽车,也没有任何债务负担。给王东介绍过对象的亲戚也认为,王东讨不到老婆不在于家庭条件不好,而是在于他不主动的性格。

  为了能让大龄的王东能早日结婚,张红甚至愿意接受别人给王东介绍离异的女士。虽然很厌烦母亲的催婚行为,但王东并不是不婚主义者,知道结婚生子是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多次相亲均没有成功对王东打击不小,除了说一句“性格不合以外”,便没做更多的解释。四个孩子都未嫁娶,最小的女儿也已经29岁,四个孩子的婚恋就像是长在张红和丈夫心头的肉刺,“很着急,也很煎熬。”

  在交谈的过程中,虽然张红对回老家无事可干感到担忧,但是更多地表现出回老家“带孙”的心愿。“和我同样年纪的人都在村里带孙子孙女了,但是我的孩子都还没有结婚。”张红说完便是无尽的沉默。无论是张红,还是王东、赵强,两辈人在结婚生子话题上的牵挂与争执,永远不会停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工厂高强度生产、高压管理及低保障的劳动体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赵强所说的“打工过不了一世”,显然在张红的身上得到了体现。老年工人面临退休没有保障的困扰,年轻工人则面临家庭工作两难的抉择,“进厂”已然不似九十年代那般具有吸引力。就目前“工厂招工难、工人不愿干”的情况来看,高强度劳作以及未来得不到保障的工厂似乎已经消耗尽了工人的耐心和期待。

(文中张红、王一实、王东、赵强均为化名)

编辑 周萌
审核 王淑贤